二十世纪的汉语应该记住这些诗人

教育论文发表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论文发表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
        二十世纪的汉语应该记住这些诗人，李亚伟、翟永明、两川、柏桦、张枣……以及那分文本中的海子(而不是某个诗歌烈士)、诗人钟鸣对散文的贡献。诗歌之光穿越平庸的、物质主义和知识分子的九十年代，感谢缪斯，她继续为我们贡献诗歌和诗人，谢天谢地——不是知识分子。关于最近十年的现代汉语诗歌的状况，我的印象是，一方面杰作迭出，少数的天才在时代之外。不断生长成为汉语诗歌的参天巨树，例如北岛，多多、昌耀、吕德安、翟永明……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优秀的天才的诗人，就我阅读范围所及，我可以举出的有朱文、伊沙、阿坚、鲁羊、杜马兰、侯马、徐江、中岛、杨键、鲁西两……这些在民间的诗人通过民间刊物(例如九十年代出现的《诗参考》，他们与中国摇滚音乐的关系。《北回归线》、《一行》等)继续着《今天》、《他们》的民间立场和写作中的独立精神。历史将证明，就汉语诗歌而言，九十年代决不是一个可以由于平庸而被冷落的时代，当时代的尘嚣退去，那些光辉的钻石将会一个个原形串露。读者会发现，在浑然不觉之中，他们梦寐以求的杰出诗人早已来到他们中间。
    中国诗坛而不是读者对此保持着沉默。所谓新诗潮的评论仅仅是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的批评，仅仅与朦胧诗——后朦胧诗的历史相对应。新潮诗歌批评建立了关于朦胧诗和后朦胧诗的阐释体系，但对于第三代诗歌，却处于失语状态，或者只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敷衍了事的泛泛而谈。给读者造成的印象似乎是，第三代诗歌只不过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完全掩盖了第三代诗歌杰出的文本实绩。这是由于，第三代诗歌的独立的原创的品质使然。新潮批评找不到有效的现成的理论来解读第三代诗歌，“存在着许多解说方面的困难”，并且，新潮诗歌批评可以说是一种与具体的文本无关的意识形态批评。这里要对“后朦胧诗”作一些所史的澄清，以免鱼目混珠。第三代诗歌并非所谓后朦胧，从对旧的意识形态的反动上看，第三代诗歌与蒙胧诗是一致的，但第三代的出发点是语言，朦胧诗的出发点是意识形态。从美学品质上看，第三代诗歌所要反对的就是“朦胧”。“后朦胧”这个企图涵盖八十年代以来的一切的词乃是对第三代诗歌之历史贡献的抹杀和歪曲。后朦胧乃是朦胧诗的某些部分之“后”。八十年代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印的《青年诗人淡诗》，可以发现后朦胧的历史渊源，当口语正在作为第三代诗歌语言解放的大旗在南方飘扬，后蒙胧诗人们例如海子、欧阳江河还在小传里声称：“跟随江河、杨炼学习史诗”，一九八六年编印的《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是这种后朦胧的集中反映。在这个集子中，诗歌被理解为所史一文化一知识的阐释工具，这与后来发展成的“知识分子写作”是一脉相承的。后朦胧诗在八十年代张扬的是“文化诗”，到九十年代则成为“知识分于写作”。无论旗帜如何变换，其与第三代诗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在第三代诗人那里，由日常语言证实的个人生命的经验、体验、写作中的天才和原创力总是第一位的，而在“后朦胧”那里，则是“首先是知识分子，其次才是诗人”。前者是诗人，后者是“知识分子”，这就是本质的区别。
    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其要害在于使汉语诗歌成为两方“语言资源”、  “知识体系”的附庸，在这里，诗歌的独立品质和创造活力被视为“非诗”。从民间出发，最终为庞然大物所吸纳，这似乎是文明史的某种规律。忙夫卡和乔伊斯，最终都被纳入文明秩序的一环，一个所谓“先锋派”的传统。但对于具体的作家卡夫卡或乔伊斯，他的写作始终是独立于庞然大物的。并且，由于这种写作的一意孤行，由于这种写作的可怕的原创力，犹如混沌初开，它自身就构成一种力量，足以与庞然大物相抗衡。这与自觉的利用庞然大物的那一套来规范自己，然后又借助庞然大物的力量，把自己纳入秩序是完全不同的。五十年代以来中国诗歌依附于某种“庞然大物”的老路，正是为“知识分子写作”所继承。这种写作仅仅是某种庞然大物的傀儡，与诗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伟大的创造精神相反，它不是通过自由的、独立的、异质的、另类的、天马行空的、自由自在的、原创性的品质复苏人们被权力话语和文化秩序异化、僵硬了的想象力、创造力，不是来自生命的感受，对经验世界、知识系统的陌生化、对存在的觉悟、不是对既成的文明史的一次次改写；而是被用来势利眼地与某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化霸权、主流意识形态、富国的知识系统“接轨”。诗歌成了只是为“走向世界”在世界之外为被翻译成强势语言的资格证书、“语言策略”，成了在某个庞然大物之上添砖加瓦的小动作。这种写作是侏儒化的、丧失汉语诗歌的尊严、毫无天才、毫无灵性、耍小聪明，用味同嚼蜡的“知识”吓唬盲目的读者。这种写作与专制时代弄臣们厚颜无耻的歌功颂德一脉相承的是，它要求的是诗人们普遍的平庸，丧失独立，取下帝王的桂冠，去当无休无止的研究生、博士生、知识分子 ，“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语见《岁月的遗照》九十年代文学书系《不知所终的旅行》)“间或，也用英语交谈”，甘为末流。新潮诗歌批评从八十年代到今天可以看出一种不断地向“知识分子”妥协的过程，批评家不是为诗人服务的，但是批评家的职业道德乃是面对具体的文本，而不是面对“主义”、“倾向”、“份子”、“圈子”和知识。新潮诗歌批评的先天不足(在普通活的权威中建立的批评话语，缺乏独立的真知灼见)导致它只有向“知识分子”获取理论资源，最终丧失了批评的独立立场，堕落到与那些僵硬的“本本主义”的大学诗歌教授、诗歌评论家、中文系以及诗歌选本之类的诗歌权威差不多的水平，他们已经丧失了对于诗歌的直觉力，如果不依赖某种意识形态、知识体系、依赖某种现成的、流行的、既定的美学规范，依赖西方诗歌的语言资源，他们就完全不能区别好诗和坏诗。其实中国现代历史中由政治地理赋予文化中心的传统权威已经由于权威们以权谋私、平庸僵化的趣味、对知识和主义的盲从而丧失。我甚至可以说，由此构成的我们时代的诗歌权威其实已经成为平庸之作的庇护所和天才诗歌的刽子手。
    一边是默默的工作、原创力、智慧、独立清洁的精神和对汉语的出神入化的造化之功。一边是“圈子知识气候”、普遍的平庸、萎缩、倔硬、小聪明、没有生殖器官的令诗歌受害蒙辱的垃圾。一边是被可怕的沉默所遮蔽，一边却是在文化霸权庇护下的厚颜无耻的堕落和喧嚣。因此，这本诗歌年鉴做的是一桩严肃而艰苦的工作，这工作犹如矿工去除钻石周围的遮蔽物，使它们与杂质之间天然的断裂呈现出来，让钻石们露出光辉。
    诗歌在民间，或者说好诗在民间，本世纪最后一年在中国南方出版的这部年鉴，仅仅是要表明，所谓“好诗”的民间标准。
    好诗在民间，这是当代诗歌的一个不争的事实， 也是汉语诗歌的一个伟大的传统。民间的意思就是一种独立的品质。民间诗歌的精神在于，它从不依附于任何庞然大物，它仅仅为诗歌本身的目的而存在。它不同于所谓的“地下诗歌”，地下诗歌依附的是所谓“反对派”，当这个反对派一旦成为庞然大物，“地下”诗歌的地下性与庞然大物的勾结就会昭然若揭。 七十年代末期出现的《今天》，使我们重新听见了民间的声音，《今天》的魅力在于它的诗歌而不是《今天》这个刊物的形式，其实正是这一形式被庞然大物所利用。受时代的影响，《今天》同时自觉地具有“民间”和“地下”两种身份。民间的身份是《今天》的魅力所在，后一种身份则使得它在后期终于沦为庞然大物的附庸。
    《他们》在一九八四年的诞生，使诗歌的民间立场得以真正地确立。《他们》仅仅为写作的目的而存在，当年《他们》出刊的时候，就表明这是一份“诗歌内部交流资料”，它贡献的仅仅是批诗人，以及由他们的文本产生的对文学和生活的影响，而不是反对派。由于主流文化对独立精神的害怕和敏感，《他们》并没有由于“民间立场”，而在主流文化的压制中得到幸免，但这种压制从来没有使《他们》任何一个诗人将其作为附庸于某种庞然大物的借门。 《今天》和《他们》都是中国最杰出的诗人的阵地，但前者成了流亡者，后者在相同的处境下，则仅仅是一群诗人。这就是《今天》和《他们》的区别。
    还应该提到《非非》。八十年代的《非非》和《他们》具有同样的民间立场。但在九十年代，这个刊物转向所谓“八九后的写作”， (和四九后的写作有何不同?)关于“红色写作”和“白色写作”的划分，使后期的《非非》丧失了民间身份。
    就诗歌而言，民间立场意味着一种“诗人写作”。何谓诗人写作?
本文首发论文通： http://www.lunwent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