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和杰作诞生的标志不是欢呼

职称论文发表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发表论文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我们时代，天才和杰作诞生的标志不是欢呼，而是沉默。其实过去的二十年，在汉语文学领域中，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比诗歌更杰出。在中国诗歌的天空中，巨星迭出，一片辉煌。最近的二十年，几乎每一个杰出的诗人都不仅仅作为诗人而是作为一种精神现象、 一种精神光团，辉耀着周围。诗歌之光，不仅影响了诗歌本身，并且，它的光芒也影响了小说、散文、电影、绘画、戏剧、音乐。我可以说，诗歌是二十世纪未中国一切现代文化的精神源头，也是它的硕果和纪念碑。
    没有比这个时代的诗歌更备受争议、责难和压制的了，没有比诗人们更饱经磨难的了，谣言和攻击在最近二十年中一刻不停地包围着诗歌。主流文化把诗歌视为反对派，视为地下活动。虽然诗人们一再声明，所有的“革命”和实验仅仅是为了“诗到语言为止”，但诗歌坚决地被等同于意识形态，最近二十年，起源自诗歌的“先锋”一词，几乎就是异端的意思。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文艺报》中的《对新诗潮的透视》一文清楚地表述了这种看法：新诗潮“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人生观、文艺观腐蚀的结果，也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  一方面，与小说等其他写作手段不同，真正的诗歌通常只能通过民间的渠道发表，二十年来，杰出的诗人无不出自民间刊物。另一方面，读者从公开刊物中获得的关于诗歌的印象是，它已成了一个必须抛弃的废话和垃圾的收容站。最近发表的多种有关诗歌前景的结论悲观的统计，无不依据公众对公开出版的文学期刊的印象。最后，这一切被归罪于诗歌本身，人们以为当代诗歌就是在例如《诗刊》这样的杂志中出现的那些，或者声称其“语言资源”来自西方诗歌的二手货——翻译诗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制造的赝品。关于当代诗歌的谣言在今天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以至似首整个当代文学的平庸和不景气，都首先要由诗歌来负责。
    诗歌的最近二十年的命运，乃是它天然的独立精神所致。杰出的诗人无不来自民间， 《今天》、《他们》、《非非》……之类的民间刊物，前仆后继，成为我们时代真正的文学标志。这种独立精神就是毫不妥协地面对各种庞然大物，坚持着对写作的自由和独立、对诗歌真理和创造精神的尊重。如果说这个“怎么都行”的时代在文化上有什么权威或标准的话，那么它是由诗歌威严的沉默所建立起来的。诗歌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某种反对派精神，它的本质是拒绝依附于一切庞然大物，诗歌就是诗歌，它是独立的，自在的，它的目的是重建汉语自从一八四○年以来几近丧失的尊严，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在唐诗和宋词曾有过的那种光荣。
    中国新诗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过一批杰作和优秀的诗人。但这个世纪的革命与民族灾难使中国白话新诗没有成熟的时间，诗人们普遍的写作工龄很少有持续在十年以上的，历史的局限使那个时代很难出现业精于勤，终生专注于诗歌，不受干扰的大诗人。因此，最近二十年出现的诗人们所面对的白话诗的历史，并非唐诗宋词那样不可逾越的丰碑，而是有着无数的空白和新的可能性。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安定，在最近二十年中，为诗人们提供了一个本世纪并非最宽容的写作环境但是可以说是时间最长的写作环境，导致诗人写作工龄普遍的延长、诗人有时间来对汉语进行精微的探索、整合、创造。可以说，虽然有着种种磨难，汉语新诗是在最近的二十年才达到本世纪的辉煌。
诗歌之光，我可以举出一长串对我们时代的精神活动举足轻重的名字和文本。朦胧诗，这个七十年代起源于北京的诗歌群体乃是少年中国自由灵魂与独立精神的复活，中国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化领域内的先驱，它是专制时代结出的恶之花。食指，他几乎启发了他同时代的所有写作者。《今天》，以及它的杰出诗人北岛、芒克、多多、严力、舒婷……朦胧诗，对整个“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影响，是我们时代最辉煌的精神光团之一。
第三代诗歌。本世纪最重要的诗歌运动。其意义只有胡适们当年的白话诗运动可以相提并论。汉语自五十年代以来，成为普通话的一统天下，“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传统被迫中断，民间的声音一度丧失，民间的声音通过日常口语（幸存于各省日常话语中的官话、方言）转入民间。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他们》在南京、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大学生诗报》在重庆、一九八六年《非非》在成都、“莽汉”在成都、重庆、《海上》在上海……发轫于中国南方的这场不谋而合的诗歌革命的要害，乃是一场民间话语的起义。中国诗坛一直在故意抹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实绩。第三代诗歌运动，并不如某些心怀叵测的理论家所贬低的那样，只是一场社会学意义上的“革命”。也许这真的只是一场革命，但让我们回顾历史，看看出版于重庆的《大学生诗报》上的这些话：“不客气地说，思想陈腐、诗歌观念老化的编辑老爷们像一头拦路虎，是中国诗歌的一大敌人。”“我们是第三代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末期，有历史的觉醒感。引进西方，增加了觉醒之后的认识，纵横复杂的思想结构了这一代人心理素质，观点不像现代派那样有重压后的偏激，也不像传统派那样。”看看《他们》第一期，《有关大奉命塔》、《你见过大海》、《作品39号》、《父亲和我》、《美国妇女杂志》等诗篇赫然在目。看看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非非》、杨黎的《高处》、《怪客》、周伦佑的《第三诗界》，蓝马的《新文化诞生的前兆》……我们只能说，如果这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它是以收获为特征的革命。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深圳青年报》，徐敬亚功不可没，但它给人们找到攻击第三代诗歌的借口，并以此来混淆第三代诗歌的形象，人们略过在此之前，早已具有创作和理论双重实绩的第三代诗歌，略过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他们》、《非非》、《非非评论》、《大学生诗报》、《海上》以及在《飞天》杂志从一九八一年就已经开辟的《大学生诗苑》（张子选、沈奇、徐敬亚、于坚、周伦佑、王寅、沈天鸿、张真、宋琳、菲可、柯平、伊甸、宋渠、宋炜早已在这个刊物出现，这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先声。我要向默默无闻的杰出编辑张书绅先生致敬）于不顾，似乎第三代诗歌运动只是在一九八六年十月才突然集合起来的一盘散沙。其实第三代诗歌在七十年代末期就已经在蕴酿，韩东等人创办的《老家》，钟鸣等人在四川创办的《次生林》、于坚等人在昆明尚义街六号创办的《高原诗辑》，非亚、杨克等人在广西创办的《自行车》……一九八六年，不是第三代诗歌的开始，而是它的丰收。第三代诗歌的历史功绩在于，它重新收复了“汉语”一词一度被普通话所取缔辽阔领域，它与从语言解放出发的五四白话诗运动是一致的，是对胡适们开先河的白话诗运动的承接和深化。朦胧诗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它指向的是意识形态，诗歌是诗人们用来反抗意识形态专制的暧昧工具。而第三代诗歌却是从普通话的独裁下恢复汉语的尊严。它是白话文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汉语解放运动，是对普通话写作的整体反叛。从意识形态的说什么，向语言的如何说的转换。写作成为个人的语言史，而不是时代的风云史。个人写作是从语言的自觉开始的，第三代诗歌通过语言在五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建立了真正的个人写作。如果说崛起于普通话之重镇北京的朦胧诗的旗帜乃是“我不相信”的话，我以为发源自南方的第三代诗歌的本质是语言解放，口语——在区别于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普通话的白话——原生的、日常的、人性的汉语这个意义上，乃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伟大旗帜。第三代诗歌使民间话语第一次大面积地进入中国当代文学铜墙铁壁的舌面，并且从此开始了诗歌精神的重建，延续今日的许多诗学命题，就是第三代诗歌提出来的。第三代诗歌中断了中国新诗自五十年代以来，与庞然大物勾搭的历史，勇敢地张扬了诗歌的独立精神，诗歌回到了诗歌。一批杰出文本使汉语重新具有了诗的功能，真正的诗歌标准得以确立。可以说，正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使由胡适等人开始的汉语新诗运动，进入了一个成熟和丰收的时代。第三代诗歌将名垂青史，它的创造精神，它的蔑视庞然大物的勇气，它的卓越天才，它的活力、自由、独立，它的深度和广度，它的中国经验，它的革命精神——一种古典的写作快感：“为了得到这种快感，我觉得人们在特定的时刻，必须处于灾难的边缘或冒失落的风险。不然的话，他们只是在实施一种注定会成功的项目。……人们每次都必须有所创新，这一创新不会得到任何保证和肯定，不是没有概念，而是每次都必须超越概念。……人们必须在没有任何事先保证成功的情况下进行创造”(德里达语)——都是穿越时间的。
    第三代诗歌，为我们贡献了这些巨星云集的光团， 《他们》、“诗到语言为止”、韩东的诗歌和小说、“诗歌严重要的是语感”、“拒绝隐喻”、《0档案)、 《曼凯托》、 《飞行》、 《弟弟的演奏》、《幸亏这年有了一些钱》、《他们》诗人的活动，还影响了前卫戏剧和第六代电影，例如诗人们与导演牟森、张元的合作。还有其他天才，流星般地灿烂过诗歌天空，比如丁当、于小韦、小君……
    四川是诗歌之光、诗歌革命的重镇。《非非》，它的惊世骇俗的思想，乌托邦诗歌理想。它的天才诗人杨黎以及周伦佑、蓝马的理论原创，何小竹、小安的诗歌。
    上海，张真。《海上》，默默、孟浪。城市诗派，宋琳、张小波。杭州，梁晓明。广西，非亚、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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