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在学术论文发表咨询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研究有意义的课题，才能 获得好的效果，对科学事业和现实生活有益处；而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研究得再好， 论文咨询得再美，也是没有科学价值的。钱学森教授认为：“研究课题要紧密结合国家的需 要。……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钻牛角尖，搞烦琐哲学。论文发表网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有的人就古人的 一句话大作文章，反复考证，写一大篇论文，我看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们要选择有科 学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和写作。 那么，应该根据哪些原则来选题呢？
以中文（汉字）作为表现媒介的诗，自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台湾现代新体诗从本世纪二○年代始创，至今不足百年，然而，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早因各种内外主客观条件而发展出各自没的诗之风貌，首先是日据后期的悲苦与反抗，其次是战后初期的沉寂与萧条，然后便是国府迁台以后四十年间的因划损益。此其间诗风迭有变化，殊难一言以蔽之，然而诗之处境却一直都不好，一方面是诗坛内部时有纷争，另一方面是文化界经常对诗表示质疑，甚至于否定其存在意义，有关诗的性质与功能、表现与结构等问题不断地被讨论。表面上诗似乎危机四伏，命在旦夕。然而在它看起来好像是被整个大的情势逼到一个小角落时，我们发现，重新为它定位，未尝不可以绝处逢生。
这时候，我们真的该勇敢地正视诗的存在了，过去基于传统诗学以及对于诗的重视与热爱，我们曾经过度夸张诗的功能，膨胀诗的地位，而当整个社会正朝向视听媒介的多元化发展，人们的时间、精力以及感官享受，已逐渐被电子媒介所侵占，而文字因其静态性、沉潜性而逐渐在复杂的环境中式微。比较起其他文类，诗因其语言的高度压缩而难以普及化，因其情感与思想之内敛，缺乏直接的感官刺激，比较难以吸引一般读者，于是乃被迫成为小众文类。
诗人不是贵族，诗不是只供赏玩的艺品；诗人有他的人间性，诗更有其主动对应社会现实的积极性。然而社会既已分众，认清诗的小众性格，应有助于诗的发展与推广，所以非常需要专业的诗评论家以及有运动能力的人一起来努力。
我们期待自己是这种人，但是亲爱的诗人，纵使诗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小社会，诗人却不能局促在这个小空间里，仍然需要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仍然需要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仍然需要把人心忧乐万感都藉诗倾泄出来。我们相信诗仍会有读者，这个社会的许多人可以不要诗，但假如没有了诗，这个社会将单调、贫乏得令人可厌。
我们确信台湾的现代亲体诗已形成丰硕的传统，但如何建立一个合理圆融的诠释体系，应该是台湾现代诗学最紧要的课题。譬如说，在日据时代，诗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抗日策略？五○年代涌现的反共战斗诗如何定位？西化的倾向性中难道没有指涉社会现实的作品？当各诗社急于书写其历史、合理化其发展过程、升高其史线地位，是否可以有一个比较超越的诗史巨视出现？
站在九○年代台湾的土地上，我们无可避免的选择以台湾为中心来建构现代诗学。所谓以台湾为中心，首先必须心中有台湾，我们愿以最大的诚信和热情从根本上清理台湾的诗之经验：我们过去曾经有过什么？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其变化轨迹如何？现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在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底下，它和四周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关系？现今又是如何相互交流？而当我们以台湾为中心，究竟能规画多大半径的诗之版图，而又能够给予所有权一种合理的解释？我们将以学术的态度和方法对家一个充满挑战的课题。朝此目标前进，我们所确定的编辑与活动之原则是：历史与现实兼顾，理论和实践并重；不割裂现代诗的任何一条史线，不隔绝台湾以外的任何一地诗坛。我们希望能够整合诗学人力，以媒体的有效编辑和活动，书写台湾诗史，开创现代新诗的新纪元。
《台湾诗学季刊》的创刊是我们踏出的第一步。
（选自1992年12月《台湾诗学季刊》第1期）序
万夏
作为新时期诗歌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看见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终于成为正果。回顾这段文学史的发端——越过80年代和70年代，一直追溯到60年代“文革”之初，有几个青年人开始用诗歌表达了对世界的怀疑情绪，今天算起来已足足三十年。这不仅仅是一代人所付出的生命中最精华的岁月，也是中国现代诗歌从萌芽到成熟必然走过的曲折历程。
由于诗人的成长期正处于60年代至80掉书袋，中国人从狂热回到反省的历史时期。作为灵魂的镜子，诗歌忠实地记录了一代人的心灵在极度困苦的时刻仍然勇于表达对生命的独立见解，仍然对世界和人类的前景充满了奇思异想，它向民办展示了一个民族的勇气、才智和想象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现代诗歌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和影响不仅是深刻的，也是伟大的，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考虑到诗歌所表达的事物的意味，我设想用青铜的、不锈钢的、丝绸的，甚至用钢筋混凝土或昆虫来装帧这套书的封面。但我以为与诗歌本质最接近的仍然是黄金，我梦想用金子做一个封面，让这部诗歌总集在纯净的光辉中表里如一。
一九九三年立秋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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