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书目的纂辑是学者的事

选题在论文发表咨询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研究有意义的课题，才能 获得好的效果，对科学事业和现实生活有益处；职称论文网而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研究得再好， 论文咨询得再美，也是没有科学价值的。钱学森教授认为：“研究课题要紧密结合国家的需 要。……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钻牛角尖，搞烦琐哲学。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有的人就古人的 一句话大作文章，反复考证，写一大篇论文，我看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们要选择有科 学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和写作。 那么，应该根据哪些原则来选题呢？
 艾略特说诗人过了三十五岁一定得具有历史感，五四新文学运动到今天，诗人们对编制书目始终保持高度的狂热，应该也是历史感的另一种表现吧?
    按说，文学书目的纂辑是学者的事，而在新诗界，历次书目的编辑者卻都是诗人。像面对创作一般，诗人们对这项史料性的工作，抱著同样认真敬谨的心情，全力以赴，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做出来的成绩，并不输专业学者。
    同样是从事文学创作，现代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工作者就很少编录属于他们自己文类的书目，似乎只有诗人才有这分“历史癖”，这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特殊而有趣的现象。
    首先想到编新诗书目的诗人是王统照，他所辑成的“新诗编目”，刊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出版的“文学月刊”八卷一期“新诗专号”上，其中对我国初期白话诗书刊的出版活动，采获特别丰富，这是新诗史上的第一份书目。
    一九五七年鲁深编有“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初稿，未曾在刊物上发表，但载于张静卢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一九五九年鲁深又补充了一篇“五四以来新诗集简目补遗” （载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这两篇简目笔者未曾得见，资料系根据香港现代文学史家黄俊东谈书目的文章。
    诗人林焕彰也编过两种书目，一为一九七六年二月“书评书目”杂志出版的“近三十年新诗书目”，以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的出版品为收录对象，兼及东南亚华文诗坛的史料；另一为一九八○年六月成文出版社印行的“中国新诗集编目”，搜罗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大陆及台湾诗坛在内，时间则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八○，卷末并附录诗人索引，用以检视每位诗人的创作状况，设计十分周详。
    一九八○年七月，执教于马来西亚的诗人吴天才，编成“中国新诗集总目” （一九一七—一九四九），由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出版，八百多种书刊之中，有不少是香港出版的，香港诗坛的资料一向也乏人整理，有些书刊湮没已久，吴氏能夠加以钩沈彙编，弥足珍贵。一九八一年一月，此书的姊妹篇“台湾当代诗人简介”由蕉风出版社出版，收录三百三十馀位台湾新诗人的小传和照片，编制用心，颇富史料价值。
    笔者于一九七五—七八年间，也曾编过一份“中国新诗总目初编”  ，发表在四十二—四十七期的“创世纪”诗刊，原想印成单行本，后因故搁置。当时台湾政治尚未解严，两岸也没有开放交流三、四十年代文学被视为禁忌，由于资料取得极为困难，拙编阙漏甚多，以今天眼光来看是过于简略了。
    诗人张默编的这部“台湾现代诗编目”，则是专以台湾诗坛为对象，涵盖的时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一年，可说是上述几位书目编辑者工作的衔接、延续和扩大，堪称时下最具规模、最完整的台湾现代诗总目。
    编书目的首要条件，是从事者必须是个爱书人，他不但要博览群籍，还得有收藏的癖好，张默就非常符合这个条件。在当今诗坛上，如论藏书（诗集）的丰富、资料的完备及系统化，皆无出其右者。几十年来，他以一般人少有的毅力和耐力，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寻，经过不断地充实，修正，终于完成这部蒐集丰富、体例完备的编目，近半世纪台湾现代诗出版的全貌，透过这部书，可以钜细靡遗的呈现出来。
    在编辑的态度上，张默不囿于一己的文学观，完全尊重历史演进的客观事实，凡是在现代诗的发展上产生过影响的书刊，均广泛采集并作系统整理，举凡分类、排比、订正、清录，……都非常细心，务使提纲挈领、条理井然，全面而忠实地反映出历史的原貌，将来治文学史者或从事新文学教学的人，只须握此一卷，就等于拥有了文学史的基础资料，得到一部最实用的工具书，无论是检索原典，考察出处，都极为方便。
    此书的另一特点是编辑体例颇为别致，除了书籍刊物的辑录外，还附有诗坛大事记、重要著作书影、诗人手迹、活动海报、有关插画等，书眉上端还选刊诗人的佳句，不但增加读者阅览的情趣，年轻一代也可借此想像当日的文坛声华，这样活泼的编辑方式，非常富有创意。
    张默是诗的创作家，他自谦没有受过完整的书目训练，说从事这项工作是“土法炼钢”，不过我认为他所炼成的钢，成色并不逊于学院的成品，在台湾文学史的整理工作上，这部书值得肯定，也具有文学香火传承的深远意义。而对读书界而言，在知识爆炸的今天，能提供这样的工具书，可以说是一种功德。
    世界上永远不可能产生一本绝对没有缺漏的书目。张默在编辑的过程中，也因遇到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使这本书存在一些缺点，但我深信，如果给他更好的研究环境和支援条件，必可使这些缺点减至最少的程度。
    书目的编纂，光靠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不夠的，必须由一群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最好能得到学术机构的支持，特别在电脑发达的现在，如果能通过科学统计方式，可使书目分类的角度桧加很多倍，以前人想不到或想到做不到的，电脑都可实现。文学史料在多样分类、多种角度的反覆观看之下，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新发现，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有些一新视点，对文学史的嬗变必可产生更多更深刻的体会。
    此外，公私立图书馆也应该对史料的整理工作尽量配合、支援，在这方面，目前图书馆界还缺乏共识。现代文学史家秦贤次就曾指出，台湾图书馆现行的编目法缺陷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各馆的编目仅仅注明年代而没有月份，这对编书目就造成很大的不便，有时为了一本书的出版月份，要跑中央图书馆借出原书查阅，如不巧原书外借，只好苦等。诸如此类的缺点还有不少，均极待改善。在出版界方面，希望也能形成一种共识’就是任何新书出版（包括自费出版或印量很少的同人刊物），最好主动赠送国家图书馆或文学史学者列入档案，以免造成日后整理、研究的盲点。
    近年，中国大陆学界对书目的彙编也相当重视，我曾看过一九八八年九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十六开本，上下两册。篇幅多达三千七百馀页，内容丰富、详尽，如此浩大的工程，不用说一定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还有一位今年才三十多岁的诗人刘福春，也是一位编书目的狂热者，他跑遍大陆大小城市的图书馆，对早期新诗出版品进行地毯式搜寻，而于一九八九年八月自费出版他的“中国现代新诗集编目”，这部书受到学界普遍的重视，公认为它是同类书籍中最完整者。惟以上两种书目编选范围仅限大陆，不包括台湾在内，时间上也只做到一九四九年为止。
    如谈台湾文学史料的整理或文学史的研究，我认为还得要靠我们自己的学者、作家来做。大陆学界近年对台湾文学研究虽然也很积极，但他们的条件还很有限，美学和史观上也颇纷歧。一部台湾现代文学史，一定要由台湾文坛自己来编撰，才会有公允的析论、完整的内容。
    台湾文坛绝对不是中国文学的边陲地带，也不是中国文学的支流，在整个现代文学发展上，台湾文学应该具有主道性的地位。文学史的编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四十多年来，已经有不少人投下了时间和精力，诗之外，在其他文类上也有人从事整理工作，像秦贤次、舒兰、周锦、张锦郎都是这方面的能者，而几家重要出版机构如洪建全基金会的“书评书目” （隐地主编）、“文讯”月刊（李瑞腾主编）、学生书店（出版“书目季刊”）、成文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及笔者参与过编务的“幼狮文艺”  （出版“幼狮文艺二十年目录索引”）和联合报系（出版“联副三十年文学大系”），都在史料方面有过贡献，到张默这部书问世，等于为此一工作画上一个美丽的句点，也开启了中华民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境。
    我永远忘不了前辈作家杨达生前对我讲的一个故事：杨说生前收藏日据时代台湾文坛史料最多的诗人吴瀛涛过世的时候，他很想向吴老的子女索取那批史料作为研究之用，只是有感于吴府丧事刚过，家人还在哀戚之中，不宜前往。等一个月后再去询问，家人说早已“清理出去”，要到“酒矸倘卖无”那里去追蹤了。我至今记得杨达说这故事时的沈痛表情。
    史料的丧失有时就是历史的丧失，那是非常可惜的，为了使这样的憾事不再重演，我们需要更多像张默这样具有历史感和使命感的人!
(选自《台湾现代诗编目》，张默编，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5月出版)
《台湾现代诗编目》编者序
论文通网址： http://www.lunwent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