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表论文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发表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
诗的传统是诗人内在精神的传递,所以严格说来,并没有上一代或这一代之别。但在这一代的作品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以诗作的量来说,对现实生活关怀的诗远远超越思乡的诗:(二)诗人反应现实时,触角且伸展至以往被视为禁忌的阴暗面。
第一点前面已略微提及,下再赘述。第二点,和上一代诗人相较,笔触变得大胆,好似几十年来政治的气压,开始感受反弹,正如外在政治的风风雨雨。诗人试著揭开口号遮掩下的内幕。在诗人笔下所谓政策往往是个人政治利益的面具。这些感悟事实上并不表示,这一代的诗人比上一代更具慧眼,而是应和时代递嬗,他们有一颗更具挑战的心。
前一代已经卓然成家的诗人中,如洛夫、商禽、痖弦、杨牧、罗英、余光中、向明、辛郁、张默等,所关注的大都是和个人有关的生活。能撇开自己而描绘周遭现实中的小人物,或政治上引人悲怜事件的并不多。有时沉思人之生死,但也是从个人的处境著手,再引申成宇宙性的问题。前一代的诗人较少描述“他人”的世界,也较少以“他人”来看世界。
新世代诗人以现实为著眼点的诗占了诗坛相当大的比例,矿工暗无天日的日子和微弱的生命在杜十三的<煤>里是一具黑色的阿爸,台北的妓女是一条<蛇>,这些现实里人世的哀乐点滴累积成他的《地球笔记》杜十三,《地球笔记》(台北:时报文化,一九八六)。。林或的《单身日记》著笔现代上班的男子,“所有的青春和尊严/都在资料的字里行间” 林彧<卷宗生涯>,《单身日记》(台北:希代,一九八六),页三十五。。而他的《梦要去旅行》,不论“这些人”或“那些人”大都是被现代生活几近掏空的游魂。<神女>中的讽刺和走钢索的人的宿命,是渡也一串串《愤怒的葡萄》渡也,<神女>,<钢索的传统>,《愤怒的葡萄》(台北:时报文化,一九八三)。。诗人在这些诗里都跳出自己的生活圈,以一种人道精神来为无数的“他人”道出他们的心声和悲惨的命运。
四十年来台湾生活模式的改变当然开扩了诗人的视野。由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事实上在诗人眼光中是加工业社会),无不附带牵引出一些都市和农村的问题。前者使一些“中空人”<中空人>是艾略特诗,“The Hollow Men”的译文。艾略特的诗中 人内心空洞茫然,要寻求人类的再生而不可得。步上诗的舞台,后者则牵动政治的层次。
前一辈诗人中,罗门的诗曾触及都市人的心灵和都市里一些容易令人忽视的角落。因此,草根诗社的《都市诗专辑》刊出罗门对都市诗的看法见《草根》的<都市诗专号>,一九八六年六月。。罗门强调都市诗是把都市当作第二个自然同,是田园以外的另一个生存空间;诗人面对这个空间是以心轮配合时代的齿轮同⑨。。
都市的生存空间迴异于田园风光,所以这第二种自然是培养“中空人”的场所。都市诗里的人物也大都残留有回归乡野的意念,而这个意念在都市的齿轮下无以残存。进一步说,都市诗中的人物在表象的思维麻痺,生活中空,潜意识却暗藏著浪漫情怀。冯青的加班族“用淒伤的心情/交出自己透明贫瘠的火种”:他们是工蚁,“正重新估定了/新的日出日落”冯青,《雪原奔火》(台北:汉光文化,一九八九),页七十四。。
诗人的心轮配合都市的齿轮。这无异又是一场诗人和现实的对话。对话是语言的运作,“语言是存有的屋宇”这是海德格后期的语言哲学。参见Martin Heidegger,On the Way to Language,trans.Peter D. Herty(San Francisco: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1)中“The Nature of Language”,“The Way to Language”诸章。,心轮滾动下的诗作,也绝非以是否碰触现实作为诗存有的依据。处理现实,不论是描写都市或农村,当诗进一步要碰到社会的痛处,指陈政治问题,有些写诗的人就将语言沦为传达讯息的工具,而忘却它是具有生命的存有。这一代的作品中,以政治为主题的诗作产量甚丰,但除了如苦苓的<下棋>、<鞋子>等少数几首外,大部份的作品都成为“语言工具论”的牺牲品将在第三部份详述。。
新时代给诗人一些崭新的素材,又由于诗并不是文学研究者的专利品,新生代配合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给诗坛开辟了新的领域。诗的世界可以大至视觉无以穷尽的宇宙,小至电脑上的晶片。陈克华的《星球纪事》以外太空的背景来暗喻人世。诗是人心绪最高层次的结晶,不论以太空或宇宙的洪荒为诗中人驰骋的空间,或是假手寓言,一切都是人心灵的语言。这也是林惧德在《都市终端机》或《银碗盛雪》的诗心。电子零件的世界也是人的世界,“我挤身在四次元的角椎晶体 时时以太阳取暖”见林惧德,<幽浮>,《都市终端机》(台北:书林,一九八八),页二三。。
由这一代的诗所处理的内容看出这一个时代的多样性,但较优秀的作品所显现的却令人感到同一的低调。不论在高楼大廈里看街道熙攘的人群,或从地下舞厅看迅速变换的脸孔,从太空中寻求自我,或从电子元件的火花中捕捉人性,从一落寞的老兵到乡间看到满地柑橘的老农,从吹噓经济成长的官员到政治犯遗族的叫嚣,当代反应现实的诗中,诗中人都带有一种悲悯,但却充满对现实的无力感。一九四九年以后诞生的诗人至今最多还只有四十岁,当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享尽物质生活改善的好处,从股市和房地产的狂飙看到“钱”途的远景,当代的诗人所看到的是少数人投机取利,富可敌国,而大多数人却终年工作仍买不到一坪地;当官员以红润的双颊炫耀经济成长的指数,荒芜的农地旁边是一张张农民苦皱的脸;当政府每年都自我标榜大有为,颱风季节或下一场一小时的豪雨,城市的居民都要定期进行“水祭”:所有的文告和训词都宣称我们的自由民主,国会殿堂内却奉养了一群四十年未经改选的老国代。
当然也有诗人悠游于现实之外,诗在承袭一个所谓的抒情传统,好像写诗就是为了少年强说愁。当有些人为了某种理念的诉求,而在警棍下淌血,这些人总是谈不完的情爱,时而为昨日的一个残梦犹豫今日何以面对镜里的泪痕。诗里充满哀伤、忧郁的字眼,典型的意象是月亮、星星下的情,春风秋雨下的爱,当然还有一朵花在叹息声中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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