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在学术论文咨询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研究有意义的课题，才能 获得好的效果，对科学事业和现实生活有益处；而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研究得再好， 论文咨询得再美，也是没有科学价值的。论文发表网上钱学森教授认为：“研究课题要紧密结合国家的需 要。……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钻牛角尖，搞烦琐哲学。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有的人就古人的 一句话大作文章，反复考证，写一大篇论文，我看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们要选择有科 学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和写作。 那么，应该根据哪些原则来选题呢？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实验”是诗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说，可以把诗理解为人类通过语言进行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实验。这一点可以由迄今为止有关诗的无数不定的定义来加以反证。作为人类自由创造天性的最高实现，诗较之其它精神生产总是显得格外活跃，格外无常，格外难以羁束，而每每令训诫者尴尬，规范者难堪。“实验”一词在这里无论是作为形容词还是作为动词，作为一种创作态度还是一种创作方法，都意味着诗的可能性，而与那种受到严格规范的，据说是体现了创作客观规律的诗的必然性相对。毫不奇怪，青年诗人们于此充当着某种前卫和主体的角色，他们的生命和存在状态几乎直接决定了这一点：敏感、多思、灵魂骚动、渴望探险却又困阻重重，未及的成功以至可能获得的更大成功，如此等等，使得他们成为保守者的天敌。而对于后者而言，大概没有比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客观规律、一种必然性更为可靠的了。
不言而喻，“实验诗”之所以成为可能，以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为前提。在这方面，以北岛为代表的一代青年诗人被公正地认为是开先河者。北岛们对当代诗歌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此。在他们的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初，甚至六十年代末——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人”的觉醒怎样与艺术独创意义上的更新同步发生，并且在一个过程中被不断引向深入。因此，和某些批评家的逻辑结论相反，“实验诗”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既不是出于对西方现代诗的摹仿，也不是出于一般借鉴意义上的“横的移植”（尽管这两种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最深刻的根源始终存在于内部，存在于立足现实生存而寻求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或揭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之中。所谓“现代抒情手法和技巧”的运用，因此也决非是孤立的技术问题，它们实在不过是结构化了人之觉醒的生命表征而已。当然，这些都是一种相当原则、甚至相当理想的表述，具体到个别的诗人，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由“不懂”为发端而围绕所谓“朦胧诗”展开的论锉刀余波未消，“北岛之后”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热门话题。认为北岛们已经成为传统还是一种相当温和的提法，更极端的，则有“pass北岛”，“打倒北岛”云云。一方面，对诸如此类的激烈言论可以不为过于当真，因为艺术上永远不存在谁pass谁，谁打倒谁的问题，另一方面，透过这些所折射的，不正是诗的主体意识不可逆的深入进程吗？只要不是出于狭隘的自我标榜，或者基于自卑的自我戏剧化，向北岛们进行挑战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这一原则已经暗含在北岛们的创作实践和诗歌主张中了。在今天，任何尝试建立新的诗歌偶像的企图都是不可思议的。这几乎是把握当代新诗（思）潮的一个绝对起点。怀疑主义只是其否定的提法，肯定的提法则是个体主体性的全面确立。
从类的主体意识（大写的“人”）的觉醒，到个体主体性（小写的“人”）的确立，十年来中国诗界，乃至文学界所发生的第一义的精神事件莫过于此。和历来某些人们致力于强调“大我”与“小我”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不同，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连续发生的现实过程，它们是不可分割，彼此包容的。前者逻辑地指向后者，后者则扬弃了前者的某种抽象和空洞，成为其血肉丰满的体现，一如弥漫蒙少不了的星云在急速旋转中凝聚成无数坚实的天体。若干年来“实验诗”之所以显示出别样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其秘密盖感戴此。同时也应看到，这种个体主体性的确立既不是无条件的，也不可能立即创造出什么奇迹，恰恰相反，由于重新做人一切所带来的价值危机从一开始就投下了紧张浓重的阴影，这种危机自从北岛宣称“牛顿死了”以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的普遍为某种悬浮感所攫持：那种不容 分说的、强制性的大一统信念固然已如逝川，但随着对外开放而纷至沓来的五光十色，各具 其妙的思想和价值学说是否就能提供足够强大的内在支持？那种浅薄甚至虚假的乐观主义和人世态度固然已是苍白如纸，但循环而走向悲观主义，甚至进入虚无是否又意味着另一方向上的浅薄和虚假？偏狭的民族化、大众化固然已使诗人们痛尝苦果，但转而隐进象牙之塔，或者步向世界主义是否就是一条无可选择的出路？一味拘守传统的传统固然使突破僵硬的理性主义桎梏成为必要，但毫不节制，泛滥无疆的反理性所带来的，是否就是真正的解放？如此等等，无一不具有某种二难的性质，并构成所谓生存和文化的双重压力。在新诗史上，也许诗和诗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承受着超量的负荷。事实上，我们已经一再看到有人不堪其苦，而以种种方式寻求逃避，更多的人则辗转在不可言说的困惑或混乱中难以自拔。
很难一般地说这种状况是诗歌发展的一大幸事，抑或是不幸。关键在于，正是通过上述二难困境，诗人们较前远为接近和深入了诗的本体。所谓“本体”，在这里与“功能”相对。
正如大家所熟悉的，二者的不平衡一直是新诗发展中带有悲剧色彩的纠结之一。对后者的过分强调（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然）使诗一再悖离自身，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走向反面。因而毫不奇怪，对功能主义传统的反省和反抗，构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诗歌自我解放的必要前提和重大特色。所谓“内倾化”，所谓“表现自我”；所谓“生命意识”，“文化意识”，包括“懂”与“不懂”的论争，统统记录着这种反省和反抗的轨迹，它们同时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阐释着诗向本体回归这一具有涵盖性的时代主题。在这种回归中功能性的考虑肯定没有消失，却不得不降为第二性的因素。
但是，说到底并没有一个外在的、现成的诗之本体可供我们归附。艾略特说诗是既往所有诗的总体，他不过是把诗的传统换了一种说法而已；而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所谓诗的本体，都必须有待他的创造性加入方得以显现。在这种创造性的加入中，历史传统，现实经验（直接的和间接的，意识的和潜意识的）和个人才能相互触发，并融铸成一个新的整体。这一经过修正的说法仍然是艾略特的，但用在此处却意在指明，诗的本体是一种在诗人的创造中被不断重新面临、而又在不断面临中被重新创造的活生生的动态存在。
“实验诗”的真义就在于此。一方面，它极大地突出了个人在创作中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始终置身于上述活生生的动态存在中，个人创作的独特性将不断在诗的本体意义上受到审视和评判。这里，诗的可能性是经由诗人生命和才能的洞开来提供基本保证的，任何自我封闭以及随之而来的模式化倾向向都将意味着诗的泯灭和诗人的灭亡，尽管我们主要不是就“实验诗”的现实成就展开讨论，然而，由此反观前述的各种二难困境，难道不正可以看出洞开的个人在面临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现实、文化和自我世界时所拥有的最真实的创造契机吗？没有什么良方妙药能够平衡、消解这巨大的失重和压迫，唯有通过诗的创造，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感悟过程中锲入、揭示乃至包容、超越所有这一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验诗”使作为个人的诗人成为一种存在的启示，使诗的可能性同时显示为人的可能性。
一则阿拉伯神话说，先知穆罕默德拥有神奇的语言魔力。他唱道：“山，过来”，山就过来。在某种程度上，诗人也是穆罕默德。但是他从不站在原地进行那种只有在神话中才可能的语言操纵。当世界迎着他走来时，他也迎着世界走去。反之亦然。通过这种持续的相遇，他与世界彼此进入，彼此成为对方最深刻的本质所在。而语言，就是这种本质的显现，对世界的进入就是对自我的进入。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同是一条路。还有什么比这生命的探险更值得神往呢？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道德与自然、文化与本能、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所有这一切既相互对诗而又相互渗透，既相互冲突而又相互补充，既相互分裂而又相互包容，而在艾利蒂斯所谓所谓“这个/小小的，这个伟大的世界”之上，是“那个真正是我的人”，是
那个许多世界以前的人
那个在烈火中仍然稚嫩仍然固定
在天空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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