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和写作

论文发表选题在学术论文咨询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研究有意义的课题，才能 获得好的效果，对科学事业和现实生活有益处；而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研究得再好， 论文咨询得再美，也是没有科学价值的。钱学森教授认为：“研究课题要紧密结合国家的需 要。……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钻牛角尖，搞烦琐哲学。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有的人就古人的 一句话大作文章，反复考证，写一大篇论文，我看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们要选择有科 学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和写作。 那么，应该根据哪些原则来选题呢？
   诗歌批评虽然含有理论的创造，但基本上是对诗歌理论的运用。我们的诗歌批评薄弱，与我们的诗歌理论贫乏有一定关系。发言的同志认为，西方的诗歌理论不能概括中国的诗歌现象，我国古代和现代的诗歌理论缺乏系统与整理，因此，要建立中国的诗歌理论体系，需要我们的诗论家进行艰苦的理论创造。
    与会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用彼此相异的方法，对诗歌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理论探讨。在一些问题上展开了争鸣;而在某些问题上虽有不同意见，但限于时间，未能进行讨论。
    (1)诗的本质。究竟什么是诗?有人说：“诗是诗人对于高层次的客观事物，运用高档或超高档的语言所进行的高度个性化的表现。”称之为“三高定义”。有人认为：“不论哪个流派、个人，也不论用什么手法写，诗，在听觉上应该有音乐美，在视觉上(当然是想象的视觉，即所谓灵视)应该有形象美，在心灵感受上应是动情的有启迪的(不妨称之为情美、思美)，而且这些综合的美的因素应在最凝练的形式下，达到最大的包容量。诗化，包括表层形式因的诗化与深层内蕴含的诗化，更重要的是指后者，虽然二者也是不可分的。”也有人说：“作为我们自己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歌来说，决定其实质内涵的，应当是对于我们当代民族心理和性格特征的表现，是对于我们正处在巨大变动中民族生活和风尚习俗的反映。”还有人说：“过程高于一切，艺术的境界，推而广之说，精神的自在境界并不需要实在、确切、一丝不苟的意义规范。”诗人借语言用智性把混乱化为秩序，把原始化为艺术。”诗人“不想表现什么，把表现留给历史学家吧，寻求未知与永恒的内在冲动牵引着他把自觉投注在那个巨石与精神之间的深渊”。“诗之所以成为一种艺术，原因不在于它为人们表现了现实中的某个空间，而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种特有的空间，它就在自己的空间诞生。”
    (2)诗的语宵。会上，许多同志谈到语言问题，认为，“诗，是直接作为文化存在的语言”，“即诗人建筑的语言实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诗人创造了诗，而是语言创造了诗;不是诗人创造了形象，而是语言创造了形象”。诗人对语言是“服从，又不服从：认可，又不认可；破坏，又创造”。有的同志说：“诗旨在通过对语言的特殊审视，促使语言发生变化，竭力使语言的空间改变自己原有的框架、内涵及色彩，具有创造力、表现性和繁街新意的生成性。”还有同志说，语言和构成方式联系在一起，因而只能从结构中去把握它、体验它。而“言词一旦脱离说者或作者，主人就不能全然把握它们的去向，语言行为图表中说者的表达轴与听者的联想轴，很少会有重迭的可能，而20度、30度、90度甚至180度的夹角异向运动才是常存的。”有的同志说：“消息性语言、  日常白话和约定俗成的语言所构成的空间对诗的空间具有毁灭性的作用，因为社会的语言只能交流共性的东西”，诗人应当回到新的“语言的空间”。   
    (3)诗与人生。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有的同志说，诗必须面向社会、面向时代，具有当代性。“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新诗发展的要求。”当代性是“时代向诗人的渗透，诗人向表现对象的渗透，是烛照全诗的内在之光”。“必须使诗与变革着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与时代的潮流共同奔腾。”有的同志说，诗人要对世界主动介入和思考，但不是对肮脏世界的认同。诗的自觉，就是要寻找独立性，它不是情绪性的东西，而是社会化的思考，不代表社会集团、阶级、党派，而是超越现实的比较深刻的独立思考。有的同志则主张，诗只表现狭小的内向的自我，抒发自由自在的情感，从诗中看到孤独的灵魂，而不关心自我以外的世界。诗人象老道一样感悟人生。这就是所谓“第三代诗人”。有的同志认为，“受制于生存圆”，造成“奴性的放荡”。“生存创造的是智叟，而不是诗人”。“诗人第一个敢于向圈外投去自己的目光”，“向往着无限与未知的内在冲动逼迫着他尝试向圈外迈一迈脚”。“诗不再把人以往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的体验作为自己的源泉”。诗人“创造着生存不曾给予的心灵活动，创造着真正的感觉”，“先有觉而后制造感”。这是“诗歌正在经历具有哲学意义的迁移”。“对外在的一切心不在焉或麻木不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诗人的境界。”而“诗人使自己离开生存世界，为的是以充分的力量归返生存。”
    (4)诗与改革。对于《诗刊》开展的“改革与诗”的讨论，有些同志提出自己看法，认为：“这个口号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容易把诗人引向歧路。”它会导致简单图解政策的诗歌概念化和机械配合形势的创作倾向以及形而上学的“题材决定论”。有些同志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对“改革与诗”的口号要正确理解。不作狭隘的片面的解释。诗写改革，既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需要，也是诗人的自觉要求。改革，当然也包括诗本身，即诗歌艺术的创新和诗歌观念的更新。诗人投入改革洪流，就有可能获得全新的生活感受与创作激情，并在诗艺上有所探索和开拓。诗坛上既然有创作自由、评论自由，自然也有编辑自由。《诗刊》在“改革与诗”方面有所倡导，既是编辑的一种自由，又是编辑的一种职责。诗人完全可以去写自己热悉并感兴趣的东西，不受约束。《诗刊》也并未要求人人都去写改革。如果说写改革的作品会有非诗出现，那么写其他的作品同样也有非诗存在。诗的公式化，概念化，不能归咎于写改革。
    与会者普遍感到，参加这次诗歌理论研讨会，“确有收获，不虚此行”。
    有关刊物的主编或负责人杨子敏、谢昌余，杨文林等同志，轮流主持了这一诗坛盛会。会议得到了甘肃省党政领导和文联的热情关怀与支持。省顾问委员会主任黄罗斌、省人大副主任王道义、省文联主席程士荣等领导同志到会讲了话。全国各地的一批诗歌理论家和诗歌理论爱好者出席了会议。
    《甘肃青年》、《现代妇女》杂志社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并绐会议以大力支持和赞助。
    会议的不足之处是，组织工作较差，给与会者带来不便。由于时间仓促，讨论未能深入展开。
(选自1986年12月10曰《诗刊》1986年第12期）
《中国当代实验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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