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举行了诗歌理论研讨会

选题在学术如何发表论文咨询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研究有意义的课题，才能 获得好的效果，对科学事业和现实生活有益处；而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研究得再好， 论文咨询得再美，也是没有科学价值的。钱学森教授认为：“研究课题要紧密结合国家的需 要。……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钻牛角尖，搞烦琐哲学。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有的人就古人的 一句话大作文章，反复考证，写一大篇论文，我看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们要选择有科 学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和写作。 那么，应该根据哪些原则来选题呢？
 诗歌理论和批评落后于创作实践。为改变这种状况，促进诗歌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诗刊》和《当代文艺思潮》、《飞天》等编辑部，于1986年8月26日至9月7日，在兰州、敦煌联合举行了诗歌理论研讨会。
    这次会议，开褥生动活泼，体现了评论自由和艺术民主，并且收到了一批具有某些创见的学术论文，是一次富有成果的诗歌理论的重要会议。
理论争鸣——新的会风
    会议主持者一开始就倡导理论争鸣。经过与会者的共同努力，这次理论研讨会出现了一种充满争鸣气氛的新会风。
    会议赶上了政治清明的好时机。党中央强调要造成和谐、宽容、团结、民主的政治局面，从而为理论争鸣提供了可靠保障。与会者心情舒畅，没有思想负担，真正傲到了各抒已见，畅所欲言。大家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见解并不相同，有些甚至针锋相对，彼此能够展开热烈讨论与争鸣。他们认识到，没有“百家争鸣”，真理难以发展，而追求真理，必须进行争鸣。争鸣的前提是百家并存。因此，会上有人主张既要互相对话，又要彼此理解：“没有对话，就不会理解;如果没有理解，也无法对活。”有的同志说：“用一种思维方式去贬低另一种思维方式，并不明智。”会议主办单位之所以请来不同观点的同志参加会议，就是希望有不阅声音。应当允许各种诗学体系和理论学派共同存在。
    会上，不同观点的同志既有理论交锋，又能充分说理，但并不强加于人，或以理做人;既能听取不同意见，又能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有的同志说：“不同的理论观点有排他性。但理论观点的排他，不是排人;而且，一方面排他，另一方面又要就他，即从别人那里吸收营养，丰富自己。不然，理论就是僵死的。因此，要以理解的态度、平等的方式、融洽的气氛进行争鸣，使理论不受干扰地正常发展。”不搞伤害感情、妨碍团结的无聊之争或意气之争，把精力用在创建和完善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上。
    大家希望这种正常争鸣的良好风气，能够吹向各个角落，并由会议桌面扩大到报刊版面。
诗的格局——多元并存
    与会者就诗歌现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一致赞同“多元并存已成为当前这个时期诗歌发展的总体格局”的观点。也活的发展变化，人们的审美倾向，诗人的创作追求，正从单一性走向多样性、综合性、复杂性，由此带来诗的多元化的艺术结构。有的同志说：“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逆反心理自动调节着多元之间的平衡。排斥一切者将受别大家的排斥;不宽容别人的人，自己也得不到宽容。凡是霸权思想、暴理主义，均将受到抵制。不论哪一派，都休想独步诗坛、一统天下。”有的同志还对具有不同流派倾向的诗群提出了具体的肯定与批评。
    诗的多元并存，并不等于诗的价值相同。会上有人提出，诗就是要写给未来。有人不赞同，认为：“取得现实价值的作品，不一定有历史价值;但要取得历史价值，一般则必须取得现实价值。这大致可以看作是个规律。”也有人说：“当现在成为过去的时候，未来也就变成了现在，那时，本来是写给未来的诗，就又变成了写绝现在的诗，或者说它是先期到达了现在吧。总之是它不能不重新回归现在。”
    诗坛要不要提倡“主流论”?有的同志说：“在艺术方法上不宜提倡什么为主的主流论，而应当提倡各种艺术方法和流派的自由竞争。只有在竞争中才能达到互相促进、不断完善自己的目的。”但是，对于诗在表现时代精神与反映社会生活的内涵上，他认为“应当强调有主次之分的”，“从总体上说，诗应当把生活的乐章演奏得和谐浑然，主旋律与和声需主次分明，协调一致。一个时代的诗，如果主旋律不突出，和声杂沓，它就无法表现出那个时代精神的主要风貌。”
    对于新时期十年诗歌的发展，有人认为，从1979年到现在，诗歌发生了两次变化，出现了两次“不懂”。这“实际上是社会观造成的模糊或朦胧。现在一些诗的不懂，与那时诗的不懂有所不同。那时的诗人是被动的。那时的诗是诗人在社会压力下做出的曲折表达;现在的诗的不懂，是诗人主动寻求的一种困境，是诗人不满足社会性的表现，而探讨更深层的东西，是诗人从比较简单状态到比较复杂的一种提高”，“诗具有了某种自觉的意识”，即对经验的自觉、对传统的自觉、对创作的自觉。还有人认为，1980年后，诗出现了两个倾向：第一是现代意识的倾向。这是对沉重落后的封建意识的挣脱，是诗人对人性、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的力量，智性的确立。第二是自身意识的倾向。少数诗人不停留于现代意识，而向深层开拓，向生存状态切入，由对人的百分之百的肯定转向对人的怀疑否定，产生自身意识。反文化、反崇高、反优美的因素普遍出现。
    在多元并存的艺术结构中，诚如有人所说：“难免夹杂着一些表现形形色色错误观念和灰色情调的作品，有相当一些诗作是由于食‘洋’不化而招致的弊病;有些则是思想信念和内心情绪的不能与时代步伐协调而产生的迷惘和徬徨。”
    与会者大都同意这样的观点：“真正伟大的作品总是跃动着伟大的灵魂。”大家期望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早日出现。
  诗的批评——亟待改进
  诗的批评，即以诗的理论对诗人诗作和文艺思潮进行分析评价，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发育的同志们对待的批评现状一致表示了强烈不满。大家认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主要问题，一是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干扰了正常的科学批评。有的同志说：“批评与反批评本是‘百家争鸣’中正常的现象，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繁荣都有赖于批评和反批评的活力与雄辩力。然而，将文学硬牲地与政治联姻的粗暴作为，不仅使诗人心有余悸，诚惶诚恐，甚至让批评者望而生畏，冷汗迭出。”有些名为“诗的批评”，实是政治宣判和法官裁决。二是理论批评脱离创作实际。一些诗论时诗坛现状缺乏客观、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故作乐观，这种天马行空式的诗论，“象是天上瑰丽的彩霞，超脱、华美，居高临下，气派十足，可惜不能为尘世的诗园洒一滴及时两”。三是诗的批评文章模式化，缺少批评家的鲜明个性和独到见解。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有人把这类批评归纳为“思想解析式”、“廉价捧场式”、“思维单一式”、“浮光掠影式”等等。四是不对批评对象和研究对象进行鞭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却在语言文字上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有人称之为“新名词大轰炸”。
    关于诗的批评标准。有人认为“诗属于未知的领域”，“诗就是不能解释的，不懂的”。作品的好坏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有人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人们的审美除了差异性外，还有共同性。在诗的多变因素中也存在着不变因素。诗之为诗，有着社会的历史的共同标准。它客观地存在于诗中，也存在于人们的感觉中。”有人提出具体的批评标准矗：“①传达、模仿、再现生活及创作主体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这是‘真’的标准，②感情表现的社会倾向。这是‘善’的标准;③审美的价值尺度，这是‘美’的标准。”有的同志认为，思想性、艺术性是诗歌批评的共性尺子，不能简单套用。他提出诗评家“要用三只眼睛看诗”，第一只眼睛，看诗表现的客观事物是否高层次。抒写微观的事物，要有宏观的情感，达到典型化。第二只眼睛，看诗使用的是否是高档或超高档语言。第三只眼睛，看诗是否高度个性化。
    关于诗的批评方法。大家认为，诗歌批评要回到诗歌自身，不能离开诗歌本体，而且要科学地借鉴和吸收外国某些有价值的现代文艺批评方法，并有所创造和发展。有人说：“忽略诗歌本体，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理论行为。”主张要“用审慎的态度扬弃以社会学为主的批评模式，将研究的重心移位于诗歌的审美特征”，“对诗歌本体内部规律进行综合审美考察”，同时“扬弃某些成形韵理论框架，避免将创作硬性纳入以往的或是西方现代派理论的指代系统中”。也有人认为，用社会学批评概括过去的诗歌批评，不够准确。社会学和庸俗社会学不可同日而语。不要把社会学批评说得一钱不值，真正达到社会学批评的水平还很不容易。有的同志说，批评方法决定于批评对象。究竟是采用社会学的批评方法，还是采用心理学的、语义学的、美学的、比较文学的……方法，要视具体批评对象而定。既然有各式各样的诗作，就该有各式各样的批评方法。百花齐放的诗坛，为各类批评家提供了施展本领的广阔天地。还有的同志说，批评家要讲真话，要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批评方法既要因批评客体而异，又要因批评主体而异。不同的批评方法只能互相补充，不能彼此替代。
  诗的理论——需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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