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年底，有一批向着今天礼赞的诗人开始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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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被称为“古怪诗”  (这只是个别人带着明显偏执倾向的称呼梦更普遍的场合则被称为“朦胧诗”)的怪影闯进了中国的诗坛，中国诗坛立即失去了平静。这些怪诗在曾经造成诗的沃野后来又严重沙化的诗的荒原上激荡梦它引起一部分人的惶惑甚至恐惧，从而产生了深刻然而又是潜在的危机感，同时引起更多人的惊喜。他们在这些陌生的同时又是有鲜明的挑战意味的影子面前发现了新的生机。他们确认这是一次空前衰落之中的充满希望的崛起。于是展开了一次广泛的、持久的、同时又是激烈的诗歌论战。这一论战的一般形态表现为不同诗歌观念的深刻冲突，在某些时期也产生过变异。最严重的一次产生在一九八三年秋季至一九八四年春季的那场不是政治运动的政治运动中，艺术上的分歧被试图解释为政治性的。
    随心所欲的解释的消失，不等于新诗潮兴起的不曾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诗歌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这种变化绝不象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某些人主观意愿所促成，恰恰相反，这正是诗歌对于时代召唤的敏锐感应的体现。一个不正常的时代结束了，历史把中国放置于大变动的关口。它最先恩惠于诗歌的是捐弃封闭而走向开放。对比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原有的诗歌格局就显得非常的不谐调。变革的时代呼唤变革的诗歌。尽管新诗潮在只能习惯所已经习惯的那些人面前具有某种刺激性，引起他们的不悦。但它无疑受到了开明政治的鼓舞。它是变革时代的合理产儿。
    一九七八年年底，有一批向着今天礼赞的诗人开始集聚，他们唱着新的歌，他们试图改变原有诗歌的凝滞状态。他们庆幸“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他们以人们所不习惯的表现方式对当时诗歌艺术的刻板模式进行有力的冲击。当年那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的出现引起中国诗坛的骚动。因他们的出现而带来的诗歌艺术的更新是明显的，他们使当代诗歌与五四诗歌的艺术多元化传统恢复了联系，他们同时也在观念上和实践上恢复了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的历史性关联。一批年青的中国诗人重新开始透过厚厚的墙向着世界开启了长期封闭的窗口。一旦把目光转向远远的地平线，艺术教条的统治即告解体，尽管有些人谴责他们“数典忘祖”。但是没有当时那种带着某种批判意识的对于传统观念的怀疑，也许我们的诗歌如今还会在昨天的恶梦中备受折磨。
    原先的诗歌格局受到了严重的怀疑，中国开始获得和世界一致的新的观念。这就是多种选择的缪司，而不再是单一的、无可选择的缪司。多元的选择对于已经表现为充分统一的中国诗歌来说，其意义是革命性的。不论人们如何坚定地固守自己原有的观念，但坚冰无疑已在消融之中。也许更为令人振备的是诗歌发展的现实：这就是人们已经不很理睬那些向着旧日的繁华寻找旧梦的人们的惜惆乃至愤怒，也不很理睬那些对着诗歌的探索创新所持的偏执与攻讦。更加年青的人们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前行者，他们已把当日的“今天”变成了“昨天”，他们创造着新的“今天”，而他们的目光都是更为热情地瞩望着把“今天”导向“明天”的。许多人都在说，当年的新诗人已经变得“古老”了，当初带给诗坛以巨大冲击的新力仅在数年间就成为“古老”的象征。这对于凝重如同枯水季节的黄河的浊流那样的中国诗传统，无疑是最令人振奋的题目。一个社会的充满生命就在于它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诗也如此。我们正是从不断自我否定之中谛听到前进的足音的。令人感兴趣的是，对那些激荡于中国诗坛的怪影的惊呼与责难之声还不绝于耳的时候更多的，甚至是成群的怪影以更为新、奇、怪的面目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构成了一种善意的嘲谑。
    生活是无情的，特别是处于大变动的中国社会生活。想想当初北岛和舒婷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有多少人把他们视为异类。他们觉得诗竟能如此这般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当年跺脚起哄的人，现在至少在舒婷那典雅的、带有淡淡伤感的诗情面前不再怒气冲冲了，更多的人则为之倾倒。这就是音乐创造适应它的耳朵的道理。
    但是目前的事实是，诗歌生命的更新以出入意料的速度进行着，更多的后来人已在把北岛和舒婷看成历史和传统。尽管目前很难说那些人已经实行了这种对“历史”和“传统”的超越。但我们相信，这种观念本身便是十分动人的。  “古老”，在另一个含义上体现为，诗对自身的变革性的超越。记得贵州一批新诗潮的弄潮儿开始写诗的时候，他们曾经不承认自己的使命在于今天。 “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他们已经用实践纠正了认识上的偏差。他们正为明天加入世界的诗歌而争取。这种争取已经初具规模。这就是，当他们冲破自我封闭而把目光投向着正在飞速发展的世界做横向的扫瞄，从而获得了开放意识。一时间内，对于东方传统的有意蔑视、甚而言之是一定程度的“背逆”，尽管曾因而招来众多的严责，但我们仍应正视它的受到时代启迪的合理性。他们从艾略特、奥登、聂鲁达、埃利蒂斯那里得到了丰富的启示，如今他们自觉地对此做了调整，他们开始纵向地探寻东方古大陆的历史奥秘。他们对从彩陶到青铜器、从莫高窟到《道德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东方的古代文明，中国文、史、哲各个领域，世代生我育我的这片黄色的大地江河，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心。于是在我们面前，少年气盛的一群变得“古老”了，他们不再任凭“沸泉”四处流溢，他们甚至乐于沉淀这种热情，使之潜入地心，以内蓄的炽烈展示诗的性格和力量。
    他们以横向的扫瞄和纵向的研讨造成纵横交错的繁富，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与当代抒情史诗多层建构的建立，造成了绵长的时间与深幽的空间的深广融化。这种局面给人信心，使人确信艺术的现代表现与东方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结构的融铸，终将使中国诗歌走向世界并受到世界的承认。当我们对新诗潮的出现及发展做这样概略的描写之后，我们更加坚定了如下的判断——新诗现阶段的探索不仅是开拓性的，而且用它的日趋成熟而证明是充满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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