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文发表的标题是机械论文的眉目，应仔细推敲，尽可能从各个角度充分考虑，选择最合适的。原则上，题目要简单明了，能反应发表论文的主要内容，使读者能一眼看出机械论文的的中心内容要讲什么，切忌笼统、空泛。语言也要补实，同时能引起读者的注意。 毕业机械论文的标题不能象小说、散文那样经过艺术加工而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机械论文的题目要让人一看就能直接了解它的论文代发 。因此，拟题要采取直接、正面的提高机械论文内容的方法，而不要采取奇特的艺术手法。标题不可过长，尽量在20个字以内。
郭沫若同志说：刚才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诗国，我很同意。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毛主席是伟大的诗人，还有好几个元帅都是诗人。那么多人写诗。我今天本来以为《诗刊》这个座谈会，人不多。一看，哎呀，济济一堂。看来我们的诗人还是很多的。不过我有一点和陈总相反。说老实话，我过去倒是看不起文学家、看不起诗人的。因为过去是讲实业救国、富国强兵，总觉得念法政文科是抢官做的人，没出息的人。但是混了七十年，白吃了劳动人民的饭，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如果是诗国，我当然也可以说是个诗人了。诗的问题很难谈。前些时在广州敢那么大谈，还是受到陈总的启发，才鼓起了勇气。我的意见在《羊城晚报》那篇文章里大体都包含了。现在再谈一点。我大致的意见是：诗总是发展的。特别是诗的形式，更是发展的。从几千年诗歌的情况看，更看得出鲜明的发展的痕迹。周以来是四言。几百年后，到建安，肯定了五言。又过了几百年，到隋唐，七言才肯定了。后来又是长短句。由此可见，诗歌肯定是发展的。今天的诗歌也一定是发展的。发展的源泉在哪里？是在民间。诗歌的各种形式都是从民间开始的。不能说今天的形式就到此为止了。诗歌还有前途，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如何发展呢？要在古诗和民歌的基础上，再结合“五四”以来新诗的形式。但我也不敢断言。我的意思是要把新的和旧的结合起来。这就跟中西医结合一样。“五四”时期对旧的一概反对，我的观点也有个逐渐转变的过程。特别是看了毛主席的诗词以后，根本上有个改变。主席的诗词不能说是旧的。不能从形式上来看新旧，而应从内容、思想、感情、语汇上来判断新旧。有些新诗，如徐志摩的诗，还有那种看不懂的诗，就不见得是新诗。我主张看诗不论新旧，只看好歹。将来的发展可能是新旧加起来再加以创造。恐怕是这样的路子。
谈到这里，郭沫若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诗歌创作中更为根本的问题。他说：不管是写诗还是搞其它文艺，首先要紧的还是做人。要做个好诗人，首先还是要做个好人。要内容充实，一定要有正确的思想，丰富的生活，也就是要按毛主席在二十年前所说的话去做。毛主席讲得那么系统，给文艺工作者开拓了广阔的天地，正直的道路，我们应该说是很幸福的。我们首先要严格要注自己好好改造思想，接受主席指示的方向。我俩要做好人，写好诗，首先要把主席的文章，特别是“讲话”，好好地认真地学习。主席要我俩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我们就要到人民大众中去，到生活中去改造自己，找寻生活矿藏和资料。要真正懂得人民的语言和生活，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解人民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发掘进代的感情，把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表达出来。
接着，郭沫若同志又谈到学习的问题，用前人的例子，一再说明要写好诗，必须勤学苦练。他说：我们的新诗，都应该要求有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词汇。这也就使我很惭愧，我的诗并没有写好。朱总司令说拜我做老师，我坐在旁边，毛骨悚然，如坐针毡。我觉得古人说得好：“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毛主席是要我们老老实实学习，恭恭敬敬学习，列宁也说“学习，学习，再学习”。我实在还是个小学生，而且耳朶聋，眼睛也看不清，不聪不明，门户闭塞，实在很遗憾！但我要学习的雄心壮志还是有。中国民谚说：活到老，学到老。我说：活到死，学到死。因为老我们也可以说老了，但我们还是要学，要不断地锻炼思想，尽可能地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还要好好学习技巧。既做个诗人，就不能随随便便。说做好诗不用下苦功，我是不相信的。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是拼命在作诗嘛！而且学还得趁早，跟学钢琴一样。音乐家老了听觉就迟钝，象我这聋子就不行了。
郭沫若同志说到这里，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都一致表示同意他的意见。陈毅同志说：“是要勤学苦练，练基本功。百炼成钢嘛！”
郭沫若同志接着说：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冯至同志说这是假的，我也不敢说一定是真的。可能是开玩笑，也可能是老实话，好朋友之间，开开玩笑是常事。但总可见杜甫作诗之辛苦，把人都作瘦了！李白喝酒得多，讲话不那么认真也是有的。但说李白作诗不用下苦功，我不相信。诗歌是语言艺术，在文学艺术中，诗歌是最费功夫的。刚才陈总说要文从字顺，要做到文从字顺还容易，但既要文从字顺，同时又是好的诗，那可不容易，非经过勤学苦练不可。作诗，总要经过险境，才能到平易。当然，也有天资的高低，但乌龟和兔子赛跑也就是个好例子：你跑得再快，躺在旁边睡觉，就还是要掉下来。
最后，郭沫若同志说：做诗的人和研究诗的人，还要有所区别，有所分工。屈原、荷马、陶潜、李白、杜甫、没留下一篇诗论，钟嵘有《诗品》，亚里士多德有诗论，但没有诗。我们这些做诗的人在这里乱说，很难说是不是对。杜甫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寸心靠得住靠不住都难说。有些文章自己觉得满不错，但别人不买账；有时自己觉得无所谓的，人家倒觉得满好。这是个什么道理，我还说不出来。对于诗的规律，我这算作个模索、探讨吧。
老诗人柯仲平同志在郭沫若同志之后发言。柯仲平同志银髯飘洒，热情洋溢。他称赞了许多比自己年青的诗人，大力肯定了他们深入生活、学习古典诗歌和民歌所获得的成就，他谦虚地说：他们写得好，而且我告诉他们说，他们写得比我好。我多年有病，不能写。但是，我还要努力，我正在作准备。现在我六十岁了，我一定要用今后的年月，好好地写一部可能被党、被群众批准的长诗。把古今中外拿来做借鉴，接受传统，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搞他一辈子。我要学到老，学到死，象毛主席引用诸葛亮的话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郭沫若同志插言：我说该是“死而不已”！）
柯仲平同志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他曾经写过好多东西，但一不满意，就哗哗都撕了。最近半年来，特别是近两月来，常常开夜车到天亮，“不知东方之既白”。（郭沫若同志笑着说：“不知胡子之既白！”）长诗的一部分已经经受住了自己的考验，能够留下来了。大家知道柯仲平同志是带病工作，都为他的决心所鼓舞，但也为他的健康担心。陈毅同志说：你可别劳累坏了啊！
郭沫若同志接着补充了一段毛主席如何锤炼字句的例子。他说：《送瘟神》那两首诗未发表之前，我看到主席的原稿。其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两句，原是“红雨无心翻作浪，青山有意化为桥”。所来将“无”字改成“随”字，“有”字改为“着”字，这一改，改得好极了，可见其锤炼字句的功夫。还有，我在《屈原》里写宋玉，把宋玉当作反面角色来写。其中婵娟有一句骂宋玉的话，原来是“宋玉，你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我们在后台听，觉得没有力量，张瑞芳同志说，改做“宋玉，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好了。这真是一字之师。因此，我奉劝年青诗人作诗，多炼多改，写了多让同志们看。文字的锤炼，不管是旧诗新诗，都应该下功夫。新诗比旧诗难做。（陈毅同志插言：我也是这个意见。）旧诗还有个框，一套就象诗。新诗要做得好，要它本质是诗，要不打扮就是诗，旧诗靠打扮。我是知难而退，但我还没死心，我希望再过几年，来个否定之否定之否定！
老诗人萧三同志在郭沫若同志二次发言后也发表意见。他说：杜甫有一句诗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我现在套一句，“不薄新诗爱旧诗”——这是我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的态度。旧诗新诗都好，不看形式，要看内容、思想。新诗群众不拥护。是的，新诗在很长时间不受拥护，正象鲁迅说的那样“走倒楣运”。但我最近作了些调查，不然，现在的新诗很受欢迎，工厂、学校、甚至少年宫、幼儿园，朗诵诗的风气很盛行。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了个朗诵训练班，投考的人非常多，取得很严。中央广播电视剧团一个同志最近跑了一些地方回来，说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到处都在抗诗歌朗诵。朗诵以新诗为主，所有的好诗都在朗诵。旧诗也朗诵，但要配音乐，打字幕。新诗不打字幕，不仅知识分子、学生喜欢，工人也很喜欢。经调查，五七言不大好朗诵。长短句，押大致相近的韵，精炼，有诗味的诗，不管新旧，都受欢迎。很有前途哟！我觉得，努力还是从新诗努力。旧诗写得象毛主席 、董老、郭老……那样好的并不多，很多旧诗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写新诗，你就非有内容不可。要从古典诗歌传统和民歌中吸取营养，首先是民歌。民歌的形式也是发展的。郭老和周场同志编的《红旗歌谣》我读了，非王言七言的句子很多很多，可见形式是打破了的，是往前走了的。
萧三同民还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很有气魄，具有新的风格、革命的思想感情，采用新的语言、新的形式；但是他却很讲究韵律、节奏，很适合在群众大会上朗诵，他有时押的韵真是有千钧重。不易体会它的好处，那是在翻译方面有问题。翻过来失去了韵味、诗意，许多青年人光去学他的“楼梯式”，真危险哟！萧三同志还呼吁大家重视我国各兄弟民族诗歌的翻译工作，要下功夫做这件事，他们的诗诗人应该来翻译。
谢冰心同志表示赞成萧三同志的意见：“不薄新诗爱旧诗”。她说：记得《文汇报》上曾 绿表过一个小学生的意见，说旧诗能背诵，他喜欢，新诗不能背诵，他不喜欢；这有道理。我的经验是除了一般地需要而外，人们读诗也还想消遣，比如失眠的时候，就想背点诗，而背的很少是新诗，因为新诗不能背。我在大连一个休养所休养时，和一群孩子玩，我给他们念了些歌谣，孩子们很喜欢，学得很快，一天能背六七个。比如我给他们念：“金咕噜棒，银咕噜棒，爷爷打板——”不用我往下念，他们就说：“奶奶唱”。我说：“爷爷打板奶奶念”。他们说：“声音不对，是奶奶唱”。我想，所谓天籁，也许就是这个吧。我教他们念《红旗歌谣》里的“什么藤结什么瓜……”念了三遍，他们就记住了，没有一个念错的。新诗有许多好的，但我也想对写新诗的同志说，新诗如果要人能记得住，不是读过就忘的话，除了内容好而外，恐怕在音韵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
谢冰心同志也谈到自己写新诗的体会。她说：或许有人会问，你年青的时候为什么也写些小诗？现在为什么又不写了？我说，我那时年青，胆子大，又想打破一切框框，写起来很容易，一气可以写几百首。现在想起来真可怕。现在叫我写，我的顾虑就多了，也可以说要求高了。新诗不好写。
继谢冰心同志发言之后，两位久未专力写诗的老诗人，饶孟侃同志和常任侠同志，也讲了自己写诗的体会和经历，以及对诗歌的看法。他们都同样地感到受了党的百花齐放的正确方针的鼓舞。白发苍苍的饶孟侃同志兴奋地说：我们国家是诗的国家，象我们这样的，虽不及年青人，可以乘长风破万里浪，但拿上接力棒跑一圈两圈总还可以，今后定要把所写的东西拿出来。常任侠同志也说：近几年来，在诗坛上，自己就象退了伍的兵一样，由于陈毅副总理的鼓励，把心里的火又燃起来了。过去觉得赶不上青年同志作的新鲜活泼，就转向美术史的研究工作，少写诗。一九五七年写的一组诗，给《诗刊》还是发表了，今后还要努力，写出来请大家提意见。饶孟侃同志还提出，希望报刊编辑部对新旧诗一视同仁，使更多的人得到鼓励。他说：我也感到新诗比旧诗难写。写旧诗自然要掌握技巧，怕只怕掌握了技巧，又没有诗。当然最好是把中外古今熔为一炉，但也不妨让那些想保留旧格律的人去试一试。
座谈会从下午四点钟开始，一直延续到晚上八点钟。在福建厅的大玻璃窗外，天安门广场上的华灯早已通亮了，至此不得不宣告散会。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告别。我们的座谈会并没有结束，诗歌座谈刚开始，我们希望《诗刊》的读者以及爱好诗歌的同志们也来发表意见。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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