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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革命运动,提倡诗文口语化,要写白话文,作白话诗,这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不是还有一条路?即:不按照近体诗五律七律,而写五古七古,四言五言六言,又参照民歌来写,完全用口语,但又加韵脚,写这样的自由诗、白话诗,跟民歌差不多,也有些不同,这条路是否走得通?
“五四”以来写新诗的经验值得总结,应肯定它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巨大的,但其中有一种新诗写得使人看不懂,比旧诗词还要难懂,我认为这一倾向应加以克服。过去有人说过,写诗要文从字顺,诗歌总要有人懂,看起来不吃力才行。不然把旧的枷锁甩掉了,又带上新的枷锁,把旧的框框突破了,自己又划个新的框框。我们自己作的诗只有少数人能够懂,也就是在象牙之塔里孤芳自赏。这在方向上恐怕是不对的。
接着陈毅同志特别强调地谈到诗歌创作要百花齐放,大胆创造,突破框框。他反对歧视旧体诗词的作法。他幽默地说:有个时候,不知道什么人决定的,开过什么代表大会,许多报纸杂志都不登旧体诗。我就不懂它犯了什么罪,违反了哪条宪法。我主张新诗可以做,旧诗也可以做,新旧揉合的也可以做:完全按词谱填词也可以,不按词谱填也可以,就是说写一些长短句,也不妨试试。“五四”以来把词当作新体诗,或诗体的新发展,这是最通达的见解,我想赞成的人一定很多。……因此我要重复一下我的主张。我主张写诗要写得使人家容易看懂,有思想,有感情,使人乐于诵读,按不按严格的诗词格律都可以。何其芳同志有个主张,要搞新诗的格律,这也是一种做法,不要忙于说他不对。把几十年的新诗,总结几条规律,按这个去做,难道就一定不能成立?也许他在这茫茫的诗海里面,能摸出几条经验来,又有什么不好?
陈毅同志还谈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是对新诗的一个很大的支持。抗日歌词,大部分是不用韵的,或者很少用韵,但唱起来很好听,这证明新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最近我听 《祖国颂》,很不错,恐怕是十多年来一个很成功的歌,词也填得不错,唱起来很有气魄。那词也没按一东、二冬、四支、五微,可见不叶韵也可以。
陈毅同志又说:我们的诗歌要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就要开路创新,不陷古人窠臼,不在古人面前胆怯,也不迷信前人。陈毅同志既力主继承优秀传统,同时又根据自己的体会和研究心得,说明创造性的劳动的重要。他说:现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新时代,我们的事业是前人没有做过、也没有梦想过的,无数的新人新事,都是前人未历之境,因而我们写的诗也应该能走上前人所未达到的境界。今天我们有中国历代诗歌的传统,有几十年新诗的成就,还有苏联、欧美的诗歌作为参考。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有用的营养,又把近几十年的人民革命作为背景,这样来进行思考和创造,是一定能大大发展诗歌事业的。我们可以在几十年之内有新的成就,可以突破前人。这一狂想,不妨试试。
最后,陈毅同志说:社会主义制度是确定了。在这大的范围内,我们完全有活动的自由,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天才。诗歌方面,也可以有各种主张。“五四”运动会盘否定旧诗词,搞新诗,结果,已经有了大的创造,现在又掉转来,回到中国的传统和民歌里找营养,是不是经过否定之否定,会达到新的阶段?我看有这个可能性。
陈毅同志对诗歌发展问题的精辟意见,以及对诗人们百花齐放、大胆创造的鼓励,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陈毅同志讲完以后,大家都把期待的目光落在郭沫若同志身上。郭沫若同志经过一番谦让,终于开始了他那极饶风趣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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