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了中国人民火同似的积愤和反抗的情感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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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给新诗开避了一个新的纪元。由于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伟大号召，由于民族解放思想的推动力量，诗人们从一向生活于其中的小天地里走了出来，走到战地、农村成工厂里去，参加了人民斗争的行列，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和精神天地；从而取得崭新的生活所培育出来的崭新的灵感。
芦沟桥的炮火，引发了中国人民火同似的积愤和反抗的情感与行动。它点燃了诗人们的爱国主义的热情，给予他们一种雄伟的振奋力量。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阶级矛盾服从了民族矛盾，这就使得新诗的主题集中在抗战这一点上，诗人们以热情兴奋和极端乐观的调子歌颂了这关系着民族兴亡的伟大斗争。
新诗，尖兵似的最先出现在抗战文艺的阵地上。所有的诗人们，各自用了自己的声音，组成了雄壮的抗战交响乐。诗的园地和影响扩大了。朗诵运动开始了，诗和人民群众接近起来了。在学校里，在战地上，在工厂和农村里到处可以听到诗的战斗的声音。
抗战初期的诗是有很大收获的，它那充满着乐观主义情调的高昂的声音，表现了一个要求新生的伟大民族的气魄和觉醒中的人民的力量。从另一方面去看，抗战初期的诗，也相应的产生了一些缺点。那就是比较浮泛，比较粗浅。多数的诗，虽然在当时起了它战鼓的作用，鼓舞了人民，但那声音还不够深沉，感动力量觉得不足。因为这些诗，是诗人们在一种迫不及待的激情里所凭了对现实的敏感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缺乏成功艺术作品所必需的那种长期孕育和苦心琢磨。但归根结底，这是由于诗人们对面前伟大广阔的现实缺乏具体的深刻地感受的缘故。比较抗战以前，诗人们接触到的现实生活面是宽广了，也参加了人民的斗争，但是这种接触和参加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所以对于工农兵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他们的斗争、希望、痛苦和欲求的思想情感，了解得并不深切。当时的诗人们还没能够在实际战斗、在人民的队伍里彻底改造自己，这就使得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声的，作为人民大众的心声的诗歌减弱了它的艺术力量。
在抗战初期收获较大，成绩最好的是艾青。他连续发表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诗，歌颂了中国士兵的英勇的大无畏精神，但不是概念化的或口号的而是通过了具体的人物形象的描写，在这具体描写里，沁透着诗人的真实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情感。例如‘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就是如此。而‘向太阳’和‘火把’则是革命诗人的丰满热情和美丽理想开出的花朵。‘火把’接触到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克服个人主义情调向伟大的革命集体靠拢的主题，这个主题，在当时提出来是有着历史意义的，虽然表现得还不算深刻，但它真像火把一样使当时正在寻找革命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燃烧了起来。‘向太阳’所表现的那种带点浪漫主义味道的对光明的追求，对于在黑暗中伏处的人们也就成为一个有力的鼓舞和照耀。艾青写乡村的诗，是很出色的。‘北方’和‘献给乡村的诗’里的一些短诗，像刀子刻的似的深入。北方‘乞丐’的那只‘永不缩回’的手；彻响着北国人民的‘悲哀’的那‘手推车’的独轮发出的‘尖音’，它们永远在我们眼前伸着，在我们耳朵里响着。这声音是尤郁的悲哀的。但这尤郁、这悲哀不但是像艾青自己所说的是‘农民的尤郁’的‘感染’，实际上这正是对中国农民在解放之前所遭受的悲惨命运的抗议。当然艾青不只写了农民悲惨命运一面，到后来，他随着个人革命的实践与锻炼，在思想情感上提高了，他进一步还写了农民的翻向和他们新生活的欢乐。
艾青的诗，采取了‘自由诗’体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虽然在‘五四’时期就普遍的被应用着，但艾青的语言比‘五四’时期的新诗语言在艺术的成就上却高得多了。他所以运用‘自由诗’体，他自己说是为了‘不受拘束’地‘表现’他的感受，这种形式的确很自由也很精炼地表达了他所要表达的。他不但用创作实践来扩大‘自由诗’的影响，他还用‘诗论’来倡导‘诗的散文美’，这在热情冲涌的抗战初期受到热烈的欢迎是势所必然，但模仿的多了，只图形式的自由而忘却艺术的艰苦的磨炼因而发生了一些流弊：认为新诗是最容易写的，结果许多‘散文分行’的东西也以诗的名义出现，遭到了一般读者的误解，给予一部分平素对新诗有成见的人以攻击和诟病的借口。当然，这是不能由艾青来负责的。他自己也曾反对过这种不严肃的创作态度。
被闻一多称为‘擂鼓诗人’的田间的作品，抗战初期，在鼓动人民奋起抗战方面，起了积极的战斗作用。他的‘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表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和对于侵略者的要求复仇的庄严的铁石般的坚强的决心。‘她’就是中国人民的化身，‘她’的复仇决心和战斗的意志也就不单是她个人的。另外田间的一些街头诗，和其他的作品也像马雅可夫斯基那些政治讽刺诗一样，紧密地配合了战斗要求，发挥了诗的武器作用。在田间的诗里所听到的是一片短刀相接的声音，他的一个个的短行，就是战斗进出来的火花。因为他很早就到了解放区，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实际生活斗争，思想感情得到了锻炼，所以他的诗里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刷洗得比较干净，显得健康、朴素。
田间的诗的形式，在抗战以前写‘中国农村的故事’的时候就采用了的，到了抗战以后，这种短促的鼓点似的节奏，因为配合了内容的战斗情绪也就运用得更加成熟，成为一个创造性的形式了。这种形式，对于民族诗歌传统和一般读者的习惯说来，是一个崭新的东西，对于中国语言的法则和人民“喜见乐闻”的民族形式是有着距离的。
抗战初斯的客观环境和诗人内心的激情，决定了抒情诗的大量产生，叙事诗很少。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其人破坏大队’是这方面比较出色的作品。在这两篇叙事诗里，他以雄壮的气魄、奔放的热情描写了农民自卫军英勇的战斗气概和以工人为主人公的对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伟大斗争。这些作品是他到延安之后写的，这和他个人的参加战斗生活及思想情感的无产阶级化是分不开的。
柯仲平主张诗的口语化、大众化，尝试民族形式的建立，所以在他的诗里可以听到民歌说唱调子、旧诗的调子和现代新诗的调子在一起交响，因为只是一种试用，还没有达到溶各种格调于一体的程度，听起来就有点不谐和的感觉。这样大规模的长篇叙事诗，不但需要诗人的雄伟气魄也需要艺术的雄伟创造力。我们读了这两篇长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只开了个头）总觉得结构还是不够严密，好似一个大的建筑，它的间架还不太匀称似的。
抗日战争对于一般要求革命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是一声警钟，是一个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最好机会，许多人在思想情感上都有着抛弃旧的生活投向革命的要求。何其芳的‘夜歌和白天的歌’就是一个觉醒了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转变的歌唱。他向往着明天，可是还残留着昨天的情感。他的诗反映了旧中国和新社会的一些生活，以及他对这些生活的思想和情感。在艺术表现方面，作者有着他个人的特点，那就是比较朴素和精炼地运用了现代口语，在形式方面，既不太拘谨也不流于放纵，所以显得比较自由活泼，但在一部分诗篇里，还表现出组织结构的松懈，和语法欧化的缺点。因为表现在他的诗里那种思想情况，在当时有着典型意义，所以他的歌声曾打动过许多青年的心，对他们的前进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抗战初期，许多诗人，都各以自己的声音，表现了抗日战争这伟大现实的一些侧面，写几行诗需要几千字去解释的卞之琳，抗战不久即进入解放区，写出了他的歌颂八路军和解放区革命现实的新作品‘慰劳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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