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的革命诗人冯乃超和柯仲平创作了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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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运动在一种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文学理论这时侯蓬勃的发展起来，有意识的配合政治，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一九三○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立起来，把许多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团结在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用理论和创作实践去开展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这时候，许多革命作家，参加了实际的革命工作，接触了血肉的现实，扩大了生活的圈子，使个人的思想情感得到了初步的锻炼。‘创造社’的革命诗人冯乃超和柯仲平创作了革命性很强烈的许多诗篇，而殷夫就是这时期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的诗人。
从殷夫初期的诗里，可以看出在黑暗的社会中一个青春生活的苦闷、追求以及对于爱情和光明的天真渴慕。一九二九年以后的作品就不同了，他的每个诗句就是一声有力的战叫，在它的里面冲涌着贯彻着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斗民具有的那种充沛热情、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无比的意志力量。像‘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我们’、‘让死的死去吧！’、‘让决’、‘血字’这样一些诗篇，读过之后，令人感到振奋，从它们吸取到一种雄壮的战斗力量。这样一些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反动统治的题材与主题不自殷夫开始，为什么他的这些作品特别打动我们？这就是因为这些题材与主题在他不只是一些政治观念和口号的体现，而渗透了他具体感受的真实情感。他不只想到这一切，而且看到了这一切，不只看到了这一切，而且是亲身参加了进去的。所以在他没有‘我’，有的是‘我们’。他是以无产阶级战斗队伍的一员的身分反映了这个战斗队伍及其战斗的。所以，他的声音既真实而又雄壮！他不是为作诗去体验生活的。他是首先作为战士而后才作为诗人的。这样，他的诗，才能成为战斗的号角。在这些战斗性很强的诗篇里，他并没有故意夸张，他只是朴素地写了战斗的真实和他内心情感的真实。他夜里和工人秘密一道开会，才能写出‘议决’那样的诗。他秘密的怀着传单到大街上去散发，他才写出‘我在人群中行走，在袋子中是我的双手，一层层一叠叠的纸片，亲爱的吻我指头’这样动人的诗句。‘别了，哥哥’使我们听到一个背叛了自己阶级的革命战士勇敢地坚决地走进无产阶级队伍来的雄壮的声音，虽然作为一个战士的殷夫是壮烈的牺牲了，他的鲜血与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忠诚保证了他的诗篇的真实意义与价值。
殷夫牺牲的那个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政权对于革命势力的双重‘围剿’——‘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白色恐怖到处笼罩，环境十分恶劣，革命诗歌在左联领导之下艰苦地进行着。一九三二年‘中国诗歌会’成立了，并出版了‘新诗歌’。它号召诗人们‘捉住现实’，歌唱‘反帝反日’的‘民众的高涨情绪’。这主张就是现实主义诗歌‘反帝反封建’的传统精神在新的环境之下的体现，‘捉住现实’就意味着反抗蒋介石反动政权，在‘反帝’之下加了‘反日’，只要想到它的成立在‘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之后这一点就够了。‘中国诗歌会’，注意诗歌的大众化，提出利用歌谣形式和朗读的问题，同时，在组织方面也大力开展，对于现实主义诗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臧克家在一九三三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不久以后‘罪恶的黑手’等又接续问世。这些作品，表现了作者对革命的向往，对黑暗现实、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他描写了工人的生活，对他们的未来寄托了殷切的希望。在他的作品里占主要成分的是他比较熟习的农民生活的题材，他运用了比较谨严的字句，比喻的手法，反映出了那个历史时代农村破产的一个侧影。在他的笔下，出现了许多在黑暗角落里过着非人生活的劳动人民的形象，对于他们，他给予了真挚深厚的关切和同情。由于他的诗的题材比较现实，对待生活的态度比较严肃，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比较朴素，在读者群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是，因为作者没有能够进一步地和当时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所以，比起那个国难深重、阶级斗争剧烈的伟大历史时期的现实所要求的来，他的作品的思想性的强度和战斗力量就显得不足。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以后，他凭着热情写下了大量的鼓舞抗战、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以及歌颂人民革命斗争的诗篇。但是，由于对现实生活的不够深入，作者还没能够在实际斗争中克服本身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因而大多数作品不够深刻，在艺术表现上，不及抗战以前作品的精炼。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出版了‘茫茫夜’，接运又有好几本诗集出版。从他的几本诗创作里，可以看出他所紧紧抓住的两个主题，那就是面临崩溃的火山口似的动乱农村和中国人民反帝的（特别是‘反日’）激烈情绪。他的诗受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影响，这不在形式上，而在于：叫诗紧密地配合革命任务，使它成为一个尖锐的武器。他写的很勤，有一个时期，每天要生产一篇或几篇诗，他提倡过诗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他的作品很朴实，战斗性也较强，全因为产量太多，艺术的锤炼不够，许多作品不免粗糙。
在一九三二年前后，这个革命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许多左翼的文艺刊物如‘拓荒者’、‘奔流’‘萌芽’、‘文艺月服’以及秘密刊物‘列宁青年’上，发表了许多红色的战斗诗歌，这些诗篇有着很大的鼓动力量，可以说是文艺战线上的短兵。
在这个时期，革命诗歌的影响和力量是很大的，它鼓舞人民起来反抗蒋介石反动统治、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它发展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它在党的领导之下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力量。在这样一个伟大斗争的时代里，那些落后的起着反面作用的诗歌，也还在敌对地反抗着这现实主义诗歌的主导力量，散布它们的有害的影响。后期‘新月派’和‘现代派’诗就是这样的两股时代逆流。
‘新月派’是从一九二八年创刊的‘新月月刊’得名的，两年后又出版了‘诗刊’。成员慢慢的增多了，形式方面也杂了起来。它的内容已经到了暮气沉沉奄奄一息的地步。它的影响，比徐志摩、朱湘初期的创作已经差的远了。有的诗成了谜语，像卞之琳的某些作品，有的只剩了一个‘美丽’的形式，如果一朵纸花。它所有的诗，像陈梦家、林徽因、方玮德……的那些作品，真是达到了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所要求的那个‘纯’的火候了。记得饶孟侃有一首题名‘懒’的诗，他用了许多具体形象去状那个‘懒’劲，其中有一句仿佛是‘懒得像四月的蚕眠’。这样的诗对人只能起一种催眠作用，除此之外毫无其他意义可言，这恰恰也象征了‘新月派’诗的末日。
作为现实主义诗歌对立物的‘新月派’诗衰落下去之后，‘现代派’诗像一股逆风一样的紧拉着吹了起来。这一派诗，是李金发倡导的‘象征派’的一个继续与发扬，但是它的影响却比当年李金发大得多了。在表现形式和技巧方面，‘现代派’诗比初期的象征派诗已经有所不同（字句虽然仍旧保持着那份朦胧神秘的色彩，但已经可以读得懂了）。但在颓废感伤的精神实质上却是一脉相承的。这可以拿现代派代表诗人戴望舒的两首著名的代表作品来说明。一篇是他作为第一本诗集题名的那首‘我的记忆’，再就是被当时许多人传诵的那首‘雨巷’。在‘我的记忆’里，他把‘记忆’作为最‘忠实’的友人，他对于这位‘友人’不胜其依恋，呈献出了自己整个的心灵，他在‘破旧的粉盒上’，在‘颓垣的森莓上’，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压干了的花片上’……碰到他那位‘声音是没有力气的’‘而且还夹着眼泪，夹着太息’的‘友人’。诗人的生命仿佛全在昨天，目前的现实好像不存在，他的今日之存活的唯一实际意义就是追忆过去。‘记忆’在这里就成为蜗牛身上的那个躯壳。
如果说‘我的记忆’是逃避现实，向‘记忆’去追求的一点带着苦味的慰借的话，而‘雨巷’却是接触到现实了。但是，这是怎样一种现实呢？是一个人‘撑着纸雨伞’，‘独自在寂寥的雨巷’‘仿徨’。在‘仿徨’中他也有希望，希望的是‘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而这个‘姑娘’终于‘到了颓垣的篱墙’，‘走尽这雨巷’，消失在‘雨的哀曲’里去了，带着她那‘太息般的眼光’和‘她’那‘丁香般的惆恨’。
这几篇诗是带着象征意义的。从这里可以窥见整个‘现代派’诗人们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情感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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