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我对诗歌创作发展总的趋向是乐观的

在一些学校，各个专业执行的情况不同。这个是学位条例规定要这么做的，教育部规定先要写教育论文发表，逐步逐步积累经验以后，在毕业的时候撰写毕业论文发表就不会成为一件太难的事了。但是有很多学校没有把学年论文当作是一个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一个途径或者是工具。那么，临近毕业的时候，学生还不知道论文发表该怎么写。当然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院校是很注重学年论文的撰写的，因为只有训练学年论文的写作才能顺理成章的过渡到毕业论文的写作。每一门课的授课到最后的考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就是在训练一学期或一学年代发论文的写作。因为任课老师都是从自己的课程的角度出发给大家考一点知识题，再考一个论述题。那么对于论述题，应该说有经验的老师是可以很好的利用论述题来训练学生写论文的。有一部分学校这样做了，但还有部分学校没有将其提到日程上来。还是由各个老师具体要求，让学生当一次作业来做的，没有强调学术性。
艾青我对诗歌创作发展总的趋向是乐观的。自从展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以来，出现了不少战斗性比较强的诗。现在，过去写诗的人写得并不太多，而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作者却不少。一般地说，量增加了以后，质才能提高。我收到诗稿就相当多，这正是我乐观的原因。有些同志工作很忙，还写出不少诗，这是很好的。田间的诗也在变化，无论在形式和格律上，都可以看出是有一些发展的。今后诗歌创作情况一定会起很大的变化，促进这种变化的方针，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到生活中去。我不同意力扬的意见，因为他走的路子是关起门来提高艺术技巧，而这一点在他本人并不是主要的。
这几年我写的数量不算太少，但从主题上检查，反映国家生活的重大事件很不够。这次编造我十年来所写的诗，发现我的诗80%还是政治诗，但是，这不能说我与现实已经结合得很好。我曾经到海防前线去，欢迎、欢送我们的都是海军，但我没有写出一首反映海军生活的诗，却写出了“黑鳗”。北京庆祝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我去参加了。但我只看到扭秧歌、敲锣鼓，还看到一些商人，除此以外就看不出什么来了。第二天，报纸上说，北京市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我却看不到这种变化呢？
我把近十年写的主，总的看了一下，其中粗制滥造的诗也不少，这和有一时期做行政工作是有关系的。批评对于创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写诗每出版一本，总有两三篇评介文章。很多年来，没有什么批评了。没有批评就不能指导创作，我创作最旺盛的时候，就是别人对我的诗批评最多的时候。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批评。有时，也有很尖锐的批评从读者中来。比如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工厂，却写民间传说，这种意见是很重要的。当我从海防线上回来，只写出“黑鳗”的时候。如果海军中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海军，这样的批评就会打中了我的要害，会使我很心服。我整理完旧稿以后，希望下去生活，继续锻炼和改造。要使创作旺盛，就非深入生活不可。
关于“五四”以来诗歌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问题，不能离开具体作家具体作品来谈。对“现代派”的做人问题，我认为强调戴望舒的“我的记忆”、“雨巷”是不很恰当的。他的诗集“灾难的岁月”中，有些诗是比较好的。严辰说，徐志摩的诗在艺术上可以学习，有味道，这种看法我是不同意的。
郭小川曾经说比较喜欢我抗战时期的诗，不很喜欢我解放后写的有些诗。在抗战时期，我没有多少事，每天都可以写很多，可以全心全意地写诗。那时候，早晨醒来，脑子上像沾满露水，现在有时像是一块柚子皮。这是因为国内战争时期写得少了，又搞行政工作，把形象思维相对地减少了。从逻辑思维恢复到形象思维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现在已慢慢地恢复了。我希望今后在新的生活中产生一些战斗性比较强的诗。
邵燕祥对于一些老诗人的创作，应该加强评论。艾青。在他最近的诗歌中所出来的形象不够巨大有力。一想起艾青，就只是使人想起他这样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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