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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要提出以上三点,意义是非常深刻而正大的。今天处于这个翻天覆地大动乱的时代,本居于最崇高艺术地位的新诗,假若不能以民族为背景,以三民主义的本质为其主题,专写一些吟风弄月的“消闲诗”;无病呻吟的“诉苦诗”;指桑骂槐的“牢骚诗”;自我陶醉的“恋诗”;无的放矢的“漫骂诗”;流行歌式的“自由诗”;盲目附和的“口号诗”;生硬枯涩的“教条诗”。这又何异为虎作伥,无形中成为赤色黄色毒素的帮凶?有人曾经主张道:“文艺自有其崇高的尊严,不应该作政治的宣传工具。”此语乃是“为艺术而艺术”者自我标榜的口号!而政治关系是人类为谋求生命的安全与自由及管理社会公务所必需的,人不能离开政治而生活,诗亦不能脱离政治而孤立,尤其际此以民族存亡艰苦奋斗的年代,我们这一分封民旅行卢码的爱是不能抹杀的。诗是最崇高的艺术,而诗人乃是民族正气的象征。法国将亡,而有一阕“马赛曲”挽转危局,重整河山。今天针对这复国建国的历史任务,我们亦应创造伟大的民族诗篇,来歌颂这任务的神圣,赞美这时代的辉煌。基于上述,我们提出第一点,确立新诗的民族路线,其正确性是百分之百的。
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现今的诗阵还呈现著一片杂芜的景象,致产生有“诗坛霸王”的怪现象。我们更体认到诗是群众的艺术,脱离了群众的诗人,即如鱼离开水,树离开了泥土。是故欲使新诗走向至真至善至美的道路,首先即需把诗阵营统一起来,把爱好诗的朋友联结起来,建立一道牢不可破的诗的铁壁铜墙,履行诗的神圣使命。
最后一点,发掘青年作者,提携青年诗人,也是本刊特别标榜的一大任务。因为青年有丰富的热情与崇高的理想;有明显的是非观念与正义感,敢爱也敢恨,这种青年的气质,正是诗的气质,而诗的尊严,亦即人性的尊严,以这种质与尊严去创造去战斗是无往不利的。我们提携青年诗人,其用意是公正的、至诚的;其态度是客观的、严肃的。我们绝不会埋没一个有希望的青年诗作者,相同地,我们也绝不会大捧而特捧一个没有理想只贪图一已发表欲所谓“老作者”的偶像,惟有创造才是新诗的追求目标。
最近,自由中国文艺界正热烈推行文化清洁运动。诗,当然也在清洁之列,赤色和黄色流毒的渣滓,是永远不要再想在我们诗坛残留。不仅此也,更进一层地我们要大胆地举起大刀阔斧,眈视随时随地向我们偷袭的敌人,予以迎头痛击。
摆在我们面前的诗的道路是漫长的、崎岖的。诗人的桂冠并不可贵,写好诗的才可贵,我们不想跨进诗人自以为崇高无比的天庭,但我们这群男勇敢的殉道者,却愿永远做个最忠实于诗的屯垦者。
末了,我们要特别郑重声明的,我们不希望文坛先进和爱好新诗的青年朋友给我们一些足以炫耀的不必要的赞美,而是希求严正的批评,那怕是一次、十次、百次……。
(原刊1654年10月《创世纪》创刊号。选自《创世纪四十年总目》,
张默、张汉良主编,创世纪诗杂志社1994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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