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联的诗是那样爱国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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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现在我们的新诗和中国千年以来的诗的开式（或者说习惯）太脱节了。所谓“自由诗”也太“自由”到完全不像诗了。和中国古典的诗脱节，和民问的诗歌也脱节，因此，新诗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在这块土壤里生根。
我常常感到一种忧虑和惭愧：为什么苏联的诗是那样爱国人的欢迎，无论工农知识界，无论男女老少——甚至小小的幼童都能朗诵许多首古典的和现代的名诗，大家听了都感动；而我们中国的旧诗或新诗却远不能达到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心和耳和嘴里去！我想，汉字如果暂时仍不能废除，何以不能写旧形式的诗呢？前些日子，听说田间在天津漫谈，说我们应该看重中国诗的传统，早几年在延安有同志主张写七言诗，我是赞成他们的意见的。我以为也可以写唱本戏词的调子。比方三个字三个字四个字，但是都可以不必免强字数，有时候也可以五言七言九言……掺杂的用。目的是要能够念出来顺口，而且悦耳。
总之，现在各种各样形式的诗，我们都该欢迎，只要好。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技巧与形式的问题。抹煞这个问题来硬搞新的诗歌运动是行不通的，运动是不能顺利前进的。
我们写诗的人和批评家应该赶快不客气地展开批评。有什么意见就提出 来，共同讨论。不少诗人都说自己的诗好，实际究竟什么样的诗好，应该大家谈谈。这方而我首先应该批评自己，我也从没有好好谈谈诗的问题。
很久以来自己很少写诗。但另人写了好诗出来时，我是万分地欣喜的，认为那也就是我的——我们的，新中国人民的珍宝。假如有些诗写得不大好，我认为那也是自己的失败，我很难过。
年轻的诗人中，我欢喜张志民和田家英等。张志民的“死不着”，“王九诉苦”，田家英的“两条蜢蚱一线牵”（还未写完），还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贺敬之的一些诗都是向民间文艺形式学习以后很珍贵的收获。
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也是好诗。拿赵树理的“石不烂赶车”和田间的“赶车传”相比，“石不烂赶车”对新诗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也可以说是一个启发。
“王贵与李香香”式的诗歌，到南方也照样写，而不学习当地的民间文艺，那就是经验主义了。在南方扭陕北秧歌，戴着白头巾，群众认为是戴孝，或者以为是“装伤兵”。因此，我们要大众化，需要顾到地方的，社会的种种条件。李季在武汉颇感觉苦闷，那是有其原因的。假如他能用学陕北顺天游的精神去学习华中的民间文艺，他又可以写出很好的诗来的。我说的当然不只限于形式，主要还是指当地的人民生活。
柯仲平的诗有些颇有气魄，平常说的“诗如其人”，那是真的。艾青的诗向来是很工整，很美的。马凡陀的山歌大部分是讽刺诗，在外，面是起过作用的。现在他也在新的环境中摸索新的道路。
胡风最近发表的“欢乐颂”里夹杂了一些牢骚似的。不管怎样，他连续发表了这么些长诗竟无人批评讨论，这种风气是要不得的。
西蒙诺夫在普式庚纪念会上曾说，过去托尔斯泰竭力想法使其作品大众化，现在苏联是努力提高工农水准来解决托尔斯泰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应该重视的一面。
最后，我认为要使诗歌真正新鲜、活泼、大众化，只有用新文字来写诗才有可能。中国的汉字实在是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最大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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