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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
什么是“美学的历史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批评之一
恩格斯一再把自己的文艺批评称为美学的历史的批评。近几年来,有些文章肯定恩格斯这个看法,但却很少对它稍为具体的加以阐述。也有些文章,实际的意思是认为只有恩格斯对文艺批评的看法才是正确,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过去许多年来,我们一直肯定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毛泽东的看法,被认为是不妥当、不确切或者不正确的。
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
我认为,恩格斯的看法中的美学的部分,大约争议不多。文学艺术是对世界的审美的反映或审美的掌握,艺术作品应该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离开了对世界的审美的反映或审美的掌握,离开了美的规律,就离开了文学艺术本身,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艺术,这个道理在现在看来是不难理解的。
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美的规律,也和其他许多社会现象一样,受一个更普遍的规律的制约,这就是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历史规律的学说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文艺整个说来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竖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文学艺术、美的规律都不是孤立的独在的,任何作家艺术家的创作都不能不受他所生存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文艺批评也一样,不管你是否愿意,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回到审美自身”的文艺批评。
在我看来,这就是恩格斯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厉史的批评的大意。恩格斯这个思想同时体现了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和社会历史生活的普遍规律,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我认为,文艺学和文艺批评的原则的确定,只有同时体现了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和社会历史生活的普遍规律,只有这种特殊和普遍的统一,才是科学的。
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社会主义》这篇论文里,提到了他的文艺批评是“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批评,正是这篇论文里,恩格斯使用了很大的篇幅批判了。真正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的所谓“人的观点”。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提到他这篇批判文章的主旨:“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庸人习气颂扬为人的东西,他把作为法兰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变成了‘真正的人’,而同时对于一切伟大的和天才的东西他却避而不谈,甚至加以唾弃。这样一来,这本书就提供了一个最光辉的证据:人=德国小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第479页。单是这简短的说明已经很清楚,恩格斯用自己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格律恩的抽象的“人”的观点和唯心主义的方法相对立,正是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们看到歌德的本来面目,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歌德。
在恩格斯看来,歌德是具有两重性的,这种两重性,恰好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市民阶级两重性的表现。“在他的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同上书,第494页。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大多数文学研究者都是熟悉的,现在再来重复一遍,目的不过是,希望我们再来共同考虑一下,这段论述的本质,因为正是这段论述,不但分析了歌德这个作冢的思想矛盾的阶级本质,而且也确切地说明,恩格斯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并不悬和政治无关,并不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
在所谓“文化大革命”当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个时期,政治、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方法,确实常常被庸俗化、简单化或者扩大化,这带来的后果如大家所知道是严重的,以致造成直到现在还没有在一些人心中根除的“逆反心理”,只要有人提到政治,提到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便立刻会在一些人中引起情绪对抗。把政治、阶级斗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加以庸俗化、简单化、扩大化是应该避免、应该反对的,这个教训今后也不应该忘记。但政治、阶级斗争仍然是客观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是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要想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找寻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和方法、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批评,是徒劳的。
我们不应忘记,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一切作家艺术家,这不等于要用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上的作家艺术家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作家艺术家。
恩格斯在关于歌德的评论里,既反对格律恩的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人”的观点,也反对白尔尼和门采尔的“道德的”、“党派的”、“政治的”观点。白尔尼和门采尔这两个人从他们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立场和自由主义的立场,责难歌德不关心政治,不歌颂法国革命,“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不负起作家的道德责任,等等。恩格斯反驳他们的时候,便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巨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历史主义,它把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看作自己的灵魂。不但对歌德这样的作家,而且对当时德国的许多作家,要求他“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是不现实的,违背历史主义,违背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的要求的,但同时,在恩格斯看来,歌德以及当时德国的许多市民阶级的思想代表并不因为他们没有成为革命者,“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便注定他们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
在恩格斯看来,由于德国的落后状况而造成的德国市民阶级的软弱性,使得德国市民阶级的思想代表不可能像法国的市民阶级的思想代表一样,成为革命者,热心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当法国人用自己的身躯去攻下巴士底狱的时候,她的邻邦德国却只有“思维的理性”,但德国却确实是一个擅长于理论思维的民族,它给人们带来的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这句话不只适用于康德,而且也适用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包括作家和思想家的歌德。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对于像十八世纪法国这样的革命,对于这个震撼全世界,决定此后整个欧洲命运的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你可以对它不理解,背弃它,反对它,但在受到这次革命震荡最大的德国,只要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就不能不在自己的作品里至少反映出这次革命的一些本质方面。
歌德对法国人民的暴力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为了驳斥格律恩把歌德的一切市侩思想都说成是“人”的,为了说明歌德对革命的真实态度,恩格斯不得不大量引用歌德对法国革命讽刺、诋毁的作品,而很少具体谈到歌德的伟大的方面。恩格斯自己在文章的末尾也说:“如果我们在上面只是从一个方面观察了歌德,那末这完全是格律恩先生的罪过”,并且指出,格律恩对歌德的一切市侩的反动思想,都说成是“人”的,结果反而贬损了歌德,这是“歌德每次和历史面对面时就背弃它,历史为此而给歌德的报复”。《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第514页。
但不论是恩格斯或马克思,在他们的著作里都大量引用歌德的诗句,作为自己的思想的佐证。歌德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喜爱的作家之一。因为正是在这个反对法国革命,“每次和历史面对面时就背弃它”的诗人,他的作品却又常常显露革命思想的亮光。“万物有成必有毁”,在《浮士德》里,诗人便通过魔鬼靡非斯特这样说。这种今天看来仍然是绝对正确、本质上是完全革命的思想,在政治上除了证实人民革命的合理性,除了在当时德国达到推翻封建贵族的统治的结论,还能够是别的什么呢?
这当然不是歌德的愿望。假设歌德一旦发现他的这个思想可能出现的后果,他也会为之怵目惊心的吧。如果说,歌德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肯定革命的辩证法,那么,事物的逻辑也会迫使人们达到上面的结论。
浮士德把《圣经》所说的“太初有道”改为“太初有为”。这样,歌德便通过浮士德把实践提到历史发展的首要地位,在当时的德国,只有黑格尔才能达到这个思想,而且,歌德所理解的实践,已经是包含着变革世界的实践,而不只是黑格尔所理解的理论实践。
在思辨的唯心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歌德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虽然黑格尔对他的前辈歌德怀有尊敬的感情,但歌德对黑格尔的哲学思辨的思维方式却采取批判的态度。光是这方面便应该承认歌德是当时的出类拔萃的作家和思想家。
《浮士德》第二部结尾处出现这样的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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