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职称论文发表后一般应列出参考文献（表），其目的有三，即：①为了能反映出真实的科学依据；②为了体现严肃的科学态度，分清是自己的观点或成果还是别人的观点或成果；③为了对前人的科学成果表示尊重，同时也是为了指明引用资料出处，便于检索。
撰写学术论文发表过程中，可能引用了很多篇文献，是否需要全部列出？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只需要将引用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那些文献资料列出即可。
发表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对参与文献的标注方法作了规定。指出：专论正文部分引用的文献的标注方法可以采用顺序编码制，也可采用"著者-出版年"制。
梁斌在文学上自觉地走自己确信的现实主义的道路，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在文艺的指导思想和文艺理论批评存在着“左”的简单化的情况下，他是坚持艺术必须真实的作家之一。他把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典型人物作为自己致力的中心点，他所创造的朱老忠和他的伙伴，所以赢得广泛读者的欢迎，就因为他们的深厚的、鲜明的民族特征，人们从这些人物的身上不只看到我们民族的现在，而且认识到我们民族的过去和预见到我们民族的未来。《红旗谱》够得上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纪念碑式的扛鼎之作。
梁斌深刻理解艺术总是来源于生活这个真理，如前所述，他的生活经验丰富，他接触过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但当他要表现历史比较完整的面貌，表现贯串几个历史时期的各种不同的斗争的时候，他也会遇到对这些生活和人物有比较熟悉，和比较不够熟悉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这就不可免地造成他的作品的艺术成就的不平衡。作者也深知自己对群众斗争的了解，超过了对军事斗争的了解。我们看到的也正是这样：《红旗谱》的成就超过了《播火记》，表现群众生活和斗争的出色的程度超过了表现武装暴动的出色的程度。而且同样的人物，包括朱老忠在内，也是作为一个从自发的斗争的农民，发展到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政治觉悟参加群众斗争的朱老忠，其真实性的程度，超过了作为一个武装斗争的大队长的朱老忠。原因看来正在于梁斌对前者比后者有更真切的体验，有更丰富的直接的感受和印象。
也和许多革命作家一样，艺术方法是否始终如一严格遵守艺术规律，这是我们读到《播火记》的时候不免想到的问题。《播火记》无疑也有许多精彩的描写，精彩的引人入胜的场面以及情节。这些地方令人明显地感到在艺术上比《红旗谱》更成熟，但整个看来，《播火记》在艺术上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问题的中心点在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普遍要求，怎样和艺术的特殊要求统一起来，正确的思想政治倾向怎样和艺术真实统一起来，这不只是中国，而且也是其它国家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学几乎每天都遇到的问题。
不能说没有直接战争经验的人便完全不能写战争，对梁斌来说，人物原都是熟稔的人物，只是环境和事件变了，如果从别的方面更多地了解战争，对自己熟稔的人物，在新的条件下的动向，也不是不能体察，不是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的。 齐白石说，他是不画鬼神的，因为他没有见过。这对齐白石这个忠实于自己经验的画家说来，是对艺术态度严肃诚恳的表现。但如果任何人没有见过的便都不能着笔，那么，例如敦煌的壁画和彩塑，龙门、云岗的雕塑，它的价值都值得怀疑了，因为，有谁见过菩萨、佛陀、和舍身饲虎一类的现象呢?作家、艺术家生活越丰富，便越有可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在文艺创作上，也是可以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有深厚的生活积累的梁斌，完全可以把战争写得比现在更好。重要的问题是遵循艺术规律，坚持正确的艺术方法。我们读着梁斌的《播火记》的时候，常常感到作家太过急于通过他的人物，表达自己的倾向，这就使得他的人物本身的特点，在具体的规定的情境下的行动，离开了倾向应该通过场面、情节自然流露出来的要求。恩格斯在无产阶级文学刚刚出现，便敏锐地觉察到这是革命文学很容易出现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播火记》里比较显著，在《红旗谱》里，也时有所见。
就整体来说，要表现现代中国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生活和斗争，这是一个宏伟的系统工程，如果说，要更完善地完成这个系统工程，对本来生活经验已经很丰富的梁斌也仍然存在着有些方面生活经验不足之处，那就足见文学艺术确实是一种艰难的不饶人的事业了。苏联的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也是第一部《两姐妹》更见精彩，因为、对旧俄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作者更熟悉，而表现革命和战争的《阴暗的早晨》、《1918年》在艺术上便有明显的弱点。对文艺创作来说，直接的感性经验是格外重要的，除了深入生活，作家、艺术家自己知道扬长避短，看来也是重要的问题。
具有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成功作品，是在作家能够把客观的历史发展对艺术的要求，化为作家自己的要求，并且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文化艺术修养取得一致的时候产生的，梁斌的成就也证实了这点，梁斌的不足，我以为，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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