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文发表，梁斌是有意识使朱老忠这个人物的特点和我们民族的斗争传统联结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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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论文发表撰写学术论文发表过程中，可能引用了很多篇文献，是否需要全部列出？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只需要将引用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那些文献资料列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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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是有意识使朱老忠这个人物的特点和我们民族的斗争传统联结起来的。《红旗谱》的第一章是这部作品的“楔子”，也可以说是一个序幕，这个楔子或序幕对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有重要意义。作者正是通过这一章，把朱老忠和他的伙伴们，和北方义和团的斗争的传统联系起来。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庄稼人出身，跳跶过拳脚”，看来他是受到过当时农民起义者的流风影响的。他并不缺少刚烈的血气，但他那种自发的而且几乎是孤立的反抗，注定只能以悲惨的失败结束自己的一生。这个人物给我们启示是，应该有由新的阶级领导的新的斗争，才能使受苦的农民得到解救。这个思想，正是这部小说通过朱老巩的后代朱老忠，以及其他人物的全部活动展示出来的。
我们过去表现解放前的农村的作品，最常见的是，在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下，农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共产党来了，农民得到了解放，但在这之前，农民是否也有反抗，也有斗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作者也有，但是很少。我们不少作者并不都是十分清楚地看到，农民自身蕴藏着深厚的潜力，并且没有停止过改变自己命运的斗争，只是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共产党的重要性，它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给人民指出革命斗争的正确的道路，并且领导他们进行有成效的斗争。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也是一个反对封建压迫的革命的阶级。用梁斌自己不只一次援引过的话来说，就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红旗谱》的深刻意义就在于使我们认识这个真理。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斗争，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但农民的血不是会白流的。只要压迫继续存在，反抗也总不会信息，总会有继续进行斗争的后来人。朱老忠也说自己是“正南巴北的老实庄稼人”，但他不同于一般老实庄稼人的地方，便是一身正气，大气，他的刚烈的性格，他的不可摧折的反抗精神，这可说是北方义和团运动的遗风。从他身上，我们看到那次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斗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不因为它的失败，斗争便完全寂灭。
梁斌的《红旗谱》着重表现的一个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是在一种中国过去从未有过的新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但它又是过去农民斗争的继续，和过去农民斗争的历史保持着承传的关系。朱家祖孙三代，祖辈朱老英文是和义和团斗争有关系的，父辈朱老忠也深受上辈那个斗争时代的遗风的熏染。这个人豪迈，一身都是正气，保持着决不向地主阶级低头的倔强的性格，他生活的时代，共产党已经出现，已经屹立在中国土地上，中国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
朱老忠和他的父亲朱老巩不同，他经历两个不同的时代的斗争：旧式的农民自发的斗争，和新式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觉的斗争，在他身上，既把共产党领导农民的斗争和过去的斗争传统联结起来，同时又区别开来。在他身少，有少少过去农民英雄人物的侠义气息，这在我们描写现代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文学中是少见的，因此，他是比较独特的，但在现代中国历史黑白的条件下，他又是典型的。他后来便接受了党的革命思想的影响，接着便成为共产党在农村斗争中的骨干，成为一个地区的农民领袖。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不少现代中国老一辈的农民革命家的身影。而他的儿子大贵，主要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成为一个革命的优秀人物。
严家祖辈严老祥，父辈严志和，子辈严运涛，严江涛的情况和朱家也很相似。作者显然通过这两家人祖孙三辈的经历，透视出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
我们中国民族性和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的表现，还在于我们民族在生活和斗争实践中长期形成自己的首先准则。这个首先准则主要解决的是合理地对待人与人的关系，合理地对待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民族一直受到重视的仁和义的问题。仁和义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阶级，自然会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解释，但不论什么历史条件下，都会有比较符合人民愿望和比较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仁人义士，这是历史事实。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开头的传论说到：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对反抗暴政为不幸的被压迫者抱不平的游侠热情地讴歌。他佩服的，正是游侠在实践中的仁义，在他心目中的游侠，正是仁义之人。每一个真正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者，都有理由把这里所说的仁义看作是自己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的民族道德传统，都会把这个宝贵的传统看作是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个重要来源。
如果说《红旗谱》里几个主要人物，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些问题，和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大约也不很离开作者的原意和作品的实际。从朱老巩和严老祥开始，直到朱老忠、严志和，他们对待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都是敌忾同仇，但在处理自己人之间的关系，那就完全称得上仁至义尽。
朱家、严家有一种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亲如一家的关系。离家几十年的朱老忠，在家乡锁井镇没有自己的家，但他和严志和从上一辈开始，便是在共同斗争中的生死之交，他回到家乡以后，虽说严志和也是穷人，但朱老忠和他的妻小便住在严志和家里，严志和一家负担着两家人的生活。严志和的大儿子运涛，因为参加革命被捕入狱，朱老忠毅然代替严志和，带领运涛的弟弟江涛一起，背着干粮走几天的路到保定去探监。也许读者会感到，这些地方不无作家理想的渗入，但即使这样，也是在我们民族生活中有充分根据的。无宁说，作者有意寻找现代的劳动人民的道德观念和我们过去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联系，有意把他心爱的人物，渲染上较为浓重的民族色彩。
民族性或民族特征的问题，也有一个艺术上的民族风格、语言的问题。
在这方面，作者的显著的成就也是突出的。梁斌的创作，说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人民的语言的宝库，我看是不为过的。正是由于他对人民语言熟练地运用，并且呈现出极大的生动，丰富性，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
群众的语言本来就是一个极丰富的宝库。其所以是这样，是因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经验是丰富的。尽管他们很少机会接受文化教育，但他们纷繁的实践经验也促使他们用自己习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情绪和观念。他们往往更善于掌握生动的形象而不是抽象概念，但它鲜明、准确、贴切未必逊于抽象的概念。而形象总是比概念丰富，因为它更接近感性的生活。
人民的语言，总是大量地运用想象，运用比喻，运用象征的手法。在我们读《红旗谱》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常常对人民想象力的活跃感到惊异。在语言上所体现出人民的智慧，是那些和人民接触不多的作家想象不到，也是我们一些更多地是从书本到书本的读者想象不到的。
梁斌自己也立定主意，要把自己的《红旗谱》写成一部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作品。“我要写出这样一部书，他具有民族气魄，民族化风格，一部地道的中国的书”。这个主意，这个决心，他是实现了。不能不说，一在梁斌致力他的《红旗谱》创作的五十年代，在中国作家中有他这样主意和决心，并且在这方面达到他已经达到的成就的作家并不多见。近十多年来，“西学东渐”，有无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但如果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忘记了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忘记了文艺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性和民族特征，那就大错特错了。民族性或民族特征无疑也是不断发展的，但它总是比较稳定，在自己的民族生活、传统中有自己很深的根源的。那种把现代化和民族化对立起来，认为既要现代化便不能不牺牲民族化的看法，只能说是一种迷误。也正是因为这样，梁斌在艺术上走民族化道路的经验，现在回过头来看，便觉得更加宝贵了。
民族风格当然也不是单一的，不能狭隘地片面的理解，但梁斌的《红旗谱》的深沉，浑厚、雄大、质朴这些方面的特点，显然一看就令人相信更符合我们历尽苦难，但又不断艰难痛苦地寻找自救途径的民族性格。我们过去在文化艺术上更多更主要的也是这种风格的表现。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伟大而质朴的风格。在我看来，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尽管他的作品和《诗经》很不相同，是瑰丽、华美的，但他本质上也是质朴的。屈原并不追求离开内容的华艳的形式。中国第一个伟大散文家司马迁所具有的伟大的质朴的风格，那是一眼就可以见出的。
梁斌的《红旗谱》也和中国过去许多优秀杰出的作品一样，也是深沉、宏大、质朴的。他的作品的美也是质朴的美，他比一般作家更注重如实描写，而这是和我们的民族风格有血缘关系的。他的许多最精彩的章节，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和场景的表现，都是如实描写呈现出来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朱老忠从东北回家以后去看望朱老明；朱老明为大贵和春兰说亲；江涛为反割头税去找朱老忠、伍老拔串连，以及反割头税的斗争过程——只要回忆一下这些场景就够了。在这些地方，我们清楚地看到，越是看似质朴无华的如实描写，甚至连皴擦、点染都省去，便越见精彩、越觉传神、越令人感到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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