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论文，梁斌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不但有比较广阔丰富的生活经验

正文是一篇发表论文的本论，属于经济论文发表的主体，它占据论文的最大篇幅。论文所体现的创造性成果或新的研究结果，都将在这一部分得到充分的反映。因此，要求这一部分内容充实，论据充分、可靠，论证有力，主题明确。为了满足这一系列要求，同时也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人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自然段。每一逻辑段落可冠以适当标题（分标题或小标题）。
　　段落和划分，应视论文性质与内容而定。一般常见的划分方式有：①实验原材料和材料/实验方法/实验结果和分析。②理论分析/实验装置和方法/实验结果比较与分析。
　　根据论文发表内容的需要，还可以灵活地采用其它的段落划分方案，但就一般性情况而言，大体上应包含实验部分和理论分析部分的内容。"实验结果和分析"这一部分是论文的关键部分。有人曾说："实验的结果是论文的必脏"，这并不为过，论文的新意主要在这里体现。
　　不少学科的论文，还可再简化一点，例如，法学论文发表，常将正文部分分成两个大段落，即："材料和方法"（或"对象和方法"），"结果和讨论"（工"结果和分析"）。
　　要写好"材料和方法"这一节，应给出诸如实验所用原料或材料的技术要求、数量、来源以及制备方法等诸方面的信息，有时甚至要列出所用试剂的有关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要避免使用商业名称，通常应使用通用化学名称。实验方法应介绍主要的实验过程，但不要机械地按通常以年、月的次序进行描述，而应该将各有关的方法结合起来描述。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使有能力的科技工作者按论文这一部分提供的信息，可以生复文中的试验及其结果，并即达?quot;再现性"或"可重复性"、"确证性"的要求。
　　缺少论文写作经验与素养的人，容易将这一部分写成实验报告，将实验过程一一罗列无遗，总希望把自己辛苦做过的工作，都写入论文，可是，其效果适得其反，易使那些必须让人知道的重要内容淹没在一大片令人生大厌的冗长文字中。因此，应当阐述主要的、关键的和非一般常用的内容，凡属通过的、标准的和常见的仪器设备，只需提供型号、规格及主要性能指标。
梁斌是这样一位作家，他不但有比较广阔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他坚持在中国古代和西方的优秀传统中吸取营养，遵循艺术规律，凭借古往今来许多作家的实践检验过的艺术方法进行创作，他比许多作家更理解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更知道创造典型人物的重要性，而且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直面现代中国几个重要时期的人民的斗争和生活，他把创造现代中国史诗规模的作品，作为自己艺术生活的目标，他的经验和修养也足以使他的抱负得到实现。但另一方面，他又比许多作家都更重视寻求文学走向人民的通道，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真正到达群众手里，直接为他们所掌握所利用。只要是谈到自己的创作的时候，他总是说他要使他的作品，“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这个愿望早已成为事实。
大家都知道创作一部符合自己时代水平的艺术品并不容易，创作一部符合时代水平的艺术品并不容易，创作一部时代水平，同时又能够为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这可说是“五四”以后许多作家都未能做到甚至还有不少作家并未想到的，梁斌的《红旗谱》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而且从革命文学的历史看，梁斌这方面的经验有比这部作品本身的成就更重要的意义。
“五四”以后出现的现代中国文学，在政治方向上和人民大众的要求是一致的，但在文学上，从内容到形式，和人民大众还有着不小的距离。这个问题，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时期，便为当时的革命作家所发现。但文学和人民结合，文学要真正为普通人民所掌握，要使文学真正成为普通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学，在文化落后的中国，是一个很不容易实现的问题。“五四”以后很长的时期里，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为了保持文学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的要求，只得暂时让它只在少数知识分子当中流行，到了文学作者也为文学脱离普通人民而感到不安，于是提倡“文艺大众化”，也着手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又往往只得降格以求。总之，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艺术性和群众性存在着矛盾，这个问题在“五四”以后，很长一个时期都没有得到解决。
这个矛盾，也就是提高和普及的矛盾，提高和普及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否是绝对对立的呢？现在还很有些人把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完全分开，以至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完全对立起来，但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在批驳那些轻视人民和轻视人民文艺的观点时，就说过：连环画也可以产生米开朗琪罗，唱本也要以产生托尔斯泰。鲁迅当时实际上已经看到，在普及的通俗的文艺的基础上，可以产生高雅的文艺，提高和普及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中国，历来高雅的文艺都从劳动人民创造的文艺那里吸收营养，第一个伟大的作家屈原，便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他的作品，和楚地的民间歌咏明显的联系。《三国》、《水浒》的胚胎孕育在民间，这更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两部作品，至今仍然为普通人民所传诵、所喜爱，但同时，它们在文学上又都是第一流的小说。也因此，文艺和人民发生的距离，除了承认有它的客观的历史原因，还应该在文艺本身，首先从作家本身去搭建解决问题的途径。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启蒙运动，文学是其中主要手段之一。这个启蒙运动是符合人民的根本需要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启蒙工作还主要只能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进行。和人民斗争方向根本一致的先进文学，还不能为普通群众所掌握。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作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作家，他体现我们民族的人民的生活和精神的深广程度是其他作家不能相比的。但鲁迅当时也不可能把文学的思想、艺术的要求和群众对文学的迫切要求完全统一起来，他的作品也只是在知识界中流行，还不可能直接为群众所汽。一般地说，文学和人民关系问题的彻底解决，文学普遍地到达普通群众手里，能够为他们所直接掌握和享用，只有在人民得到解放，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有了普遍受教育的枘，而在作家方面，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才有条件逐步把希望变成事实。
大家都知道，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理论上彻底解决了作家和人民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说：“什么叫大众化呢？这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真是一语中的，过去是没有人对这个总理说得这样透彻的。自此以后，许多老一辈的作家，许多继起的青年作家，都遵照毛泽东这个简明而又深刻的思想解决自己和人民关系的问题。因此，他们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更真实地反映群众生活，更贴近群众需要的作品。
但不可否认，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除了音乐戏剧、舞蹈，一般文学作品，暂时还只能是间接为工人、农民和部队的战士服务，他们不少作品还不可能直接成为群众自己的。也有几个当时是年青的作家，尝试着使自己作品直接走向人民，例如柯兰的《洋铁筒的故事》和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全国解放后，还有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这些可贵的努力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这些都是新的革命的通俗文学，它们在满足群众对文艺的迫切需要上走了第一步，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雪里送炭”，但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暂时还难于兼顾，这也是事实，也是不应该苛求的。而且，这几位作者以后也写了思想和艺术更高，更能代表他们水平的作品。人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开始时是意识到普及和提高是有区别的。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几位作者主要也都是收集、组织和编写生动的，对读者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还不是有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做依据才去写他们这几部作品的。
真正把思想性、艺术性和群众性统一起来，把普及和提高统一起来，而且突出的引起普遍关注的作品，除了赵树理的作品外，五十年代出现的梁斌的《红旗谱》也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种。
梁斌的《红旗谱》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所谓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可说做到雅俗共赏。这部作品的出版，很快便得到文学界的普遍承认和广大青年以及农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确实是一部既是高水平，同时又是一部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的作品。单从青年出版社的印数来看，从一九五七年发行第一版到一九九二年已经是第二十四次印刷，累计一百七十多万册。梁斌也说，过去出书的版权问题是不受到重视的，各个地方自行翻印他这部作品的情况，连他自己也无法确知。自有革命文学史以来，一部作品这样广泛持续地为读者所欢迎，还不能说是很多的。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文学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会为此感到欣慰，而对理论批评工作者说来，重要的是从中领会、研究、传播梁斌的艺术实践给人们带来的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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