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正如鲁迅所说的

缺少论文发表写作经验与素养的人，容易将这一部分写成实验报告，将实验过程一一罗列无遗，总希望把自己辛苦做过的工作，都写入发表论文，可是，其效果适得其反，易使那些必须让人知道的重要内容淹没在一大片令人生大厌的冗长文字中。因此，应当阐述主要的、关键的和非一般常用的内容，凡属通过的、标准的和常见的仪器设备，只需提供型号、规格及主要性能指标。
　　"结果和分析"这一节是教育论文发表的关键部分，全文的一切结论由此得出，一切议论由此引发，一切推理由此导出。这部分需要列出实验数据和观察所得，并对实验误差加以分析和讨论。要注意科学地、准确地表达必要的实验结果，扬弃不必要的部分。实验数据或结果，通常用表格、图或照片等予以表达，而且尽量用图，不用表格或少用表格。
在《毁灭》这部作品里，真实地反映生活，很多地方是通过对人物的心理的真实的刻画来实现的。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使人感到，法捷耶夫和过去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首先是托尔斯泰的传统的联系。
    社会主义文学要创新，过去的形式、手法不可能完全满足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但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把过去的传统一脚踢开，在空地上建立自己的文化艺术。文化艺术上的虚无主义是愚蠢的。十月革命后，苏联也出现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的极左思潮，列宁坚决击退这种思潮。批判地吸收前人用巨大的劳动创造的经验为我所用，是《毁灭》在艺术上取得重要成就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正如鲁迅所说的：
     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    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    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    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小说的现实主义需要经过典型人物的创造来实现。小说家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典型，其意义就和科学家在自然和社会中发现规律一样。社会的人的典型的发现和创造，是小说家概括社会生活的主要方法。不但是长篇小说作家，而且许多伟大的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包括中国过去的短篇的寓言在内，都往往给我们提供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的典型。
    《毁灭》在社会主义文学创造典型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不应该忘记，法捷耶夫当时在创造新人物方面，还很少可以借鉴的现成的经验。这部完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品所创造的几个人物，游击队长莱奋生，矿工出身的游击队员木罗式加，前面说过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队员美谛克，以及女护士华里亚等等，很受鲁迅的重视。在翻译过程中，他几乎对这部作品每个人物的思想和艺术的意义都认真思考过，分析过。这些人物都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在艺术上至今还是继续保持着他们的吸引力的。
    在这部法捷耶夫后来自己称作“年青时代的作品”里，时见深刻的心理分析，的确常常使人想到托尔斯泰。法捷耶夫有意识地找寻从古典文学传统，走向社会主义文学的通路。高尔基曾赞叹地说：托尔斯泰创造的人物就  像浮雕一样，用手都可以摸得着的。要点就在于托尔斯泰善于心理分析，善于发现和表现每个人物的心灵的辩证法。
    没有疑问，为了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社会主义作家对待过去的遗产，既是一个吸收的过程，也是一个克服的过程。经过这个吸收和克服的过程，使托尔斯泰的遗产服从于反映新的生活和新人物的需要，是法捷耶夫在他的《毁灭》里获得历史性的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游击队长莱奋生，便是带着复杂丰富的心理和性格特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物至今仍然应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学  成功的典型之一。他的性格的丰富性，特别是他对环境的特殊的敏感——所谓“第六感觉”，他把自己和整个游击队的命运完全联结在一起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都是在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时期极为复杂的，惊涛骇浪的斗争中培养起来的。这仿佛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后天的获得性，成了他的本能，他的生理上的特点了。
    但这个人物可不是过去有人天天叫嚷的“高大完美”的人物。他的外表就毫不出众，矮小、平凡，坐在集会的群众中很快便不被注意，消失了。但是，正是这个人，在情况危急，连他也发生慌乱、失措的时候，他不得不藏匿自己的感情，这在例如美谛克一类的知识分子看来，会认为是狡猾、虚伪的吧，但实际上他这样做，恰好是出于崇高的革命的动机。他知道，越是情况危急，便越是要使自己带领的队伍保持镇静和精神上的一致。当我们看到他虽然心里慌乱，但有时甚至强为欢笑，仿佛对一切连同自己的生命都并不在意的时候，我们只会敬重他，因为他这样作，正如他决定毒死弗罗洛夫一样，并不带有任何个人的目的。
    便是这样一个仿佛真的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在同时收到一封是他的上级，一封是他的妻子寄来的信，虽然他一下子便认出妻子的笔迹，而且立刻想到妻子和孩子的生活一定仍然困苦，但他知道现在更需要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而是这支游击队的命运。他先看了上级的信，而把妻子的信很自然地放在口袋里，直到深夜，把一切必要的工作处理完了，他才记起妻子的信来。作者描述的这个情节，是格外真切动人的：
    他在深夜里才做完他的工作，洋灯里的油已经点尽了。从敞开的窗间，流来了湿气和烂莱的气味。蟑螂在火炉后面索索作响，隔壁的小屋里，有略勃支的打鼾声，莱奋生忽然记起了他妻子的信，便将油添在洋灯里，看了起来。并没有什么新鲜的，高兴的事，仍象先前一样，找不到什么地方做事，能卖的东西已经全部卖掉，现在只好靠着“工人红十字”的款子糊口，孩子们是生着坏血病和贫血症了。而且每一行里，无不流露着对于他的无限的关切。莱奋生沉思地理着胡子，动手来写回信。开初，他是不愿意将头钻进和这方面的生活相连结的思想里去的，但他的心情渐被牵引过去，他的脸渐渐缓和，他用难认的小字，写了两张纸，而其中的许多话，是谁也不能想到，莱奋生竟会知道着这样的言语的。
    在这个由于压在身上的重担，因此往往更多地是严峻、凌厉的游击队长身上，这时却使我们看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柔情。但这虽然正如作者所描述的，莱奋生写的“其中的许多话，是谁也不能想到，莱奋生竟会知道着这样的语言”，但这的确是莱奋生的一面，的确是这个“多样的整体”的一面，而且和他往往更是严峻、凌厉那面，是调和的。而且正是这些地方，使得这个人物更真实，就像雕一样站立在我们面前，也许说得更准确些，是带着自己的呼吸和气息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了。
    鲁迅有关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思想遗产是丰富的，这有待于全面地系统地研究，这篇文章只是就其中一个根本问题加以阐述。
    在十月革命后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影响下，中国的革命文学也走过了自己的漫长、曲折的道路。我们有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经常受到从“左”的和右的方面来的干扰。鲁迅有关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思想遗产，至今仍然是我们批判这些“左”的和右的倾向的重要武器。
    鲁迅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坚决地反对敌对的思想，也告诉我们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分歧，怎样正确地评价有着各种不同的思想的作家。鲁迅也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作家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文艺创作在不断提高艺术性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提高思想性。对我们说来，艺术真实性的要求和无产阶级的思想要求是可以而且应该一致的。任何一方面的削弱，都会妨碍文学的健康、正常的发展。这是鲁迅有关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思想遗产的最重要最珍贵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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