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文发表，不论是十九世纪的俄国还是“五四”以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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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十九世纪的俄国还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文学上熟悉的人物，在《毁灭》这部无产阶级作品里，美谛克这个知识分子也是占有显要地位。但在这部作品里却给我们显示出，在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上，社会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以前的文学在思想原则上的根本不同。
    鲁迅认为，美谛克这个人物，是《毀灭》第二部前几章里“解剖得最深刻的”，不论在译后的《附记》和《后记》里，鲁迅都批判地分析了这个人物的特点。一望而知，这个人物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反复出现的脱离人民的“多余的人”，是有亲密的血缘关系的。但在法捷耶夫这个社会主义作家笔下，美谛克却不是十九世纪的“多余的人”简单的重现。十九世纪俄国文学里很为我们中国熟悉的“多余的人”，从普希金的奥涅金(《奥涅金》)，到莱蒙托夫的皮却林(《当代英雄》)，到屠格涅夫的罗亭(《罗亭》)和拉夫列斯基(《贵族之家》)，到托尔斯泰的奥列宁(《哥萨克》)等，都是在一种沉闷、抑郁的停滞不前的社会环境里，在日常生活里显示他们那种无所作为，几乎对任何人都没有用的性格。但在法捷耶夫笔下的美谛克，情况就很不同了。他在烽火连年的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的年代里，受到严峻的考验，美谛克这种知识分子的本质也正是在这种严峻的考验中彻底暴露和揭示出来的。
    问题还不只这样。如果说，十九世纪那些写了“多余的人”的俄国作家们，他们一方面对这些人物也保持着批判的分析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人物又都有过多的同情。这些作家们，虽然也意识到自己这些人物的致命的弱点，却又未能完全割舍这些弱点，以致对这些弱点甚至采取辩护的态度。这些“多余的人”都是不同程度上的作者的自况，不同程度的作者的自我表现。
    但作为社会主义作家的法捷耶夫，对美谛克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鲁迅在谈到美谛克这个人物时，是这样说的：
    ……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  因为他饿著!《译文序跋集·<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他反对毒死病人，而并无更好的计谋，反对劫粮，而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也觉得自己不行，而别人却更不行。于是这不行的他，也就成为高尚，成为孤独了。《译文序跋集·<毁灭>》。 
    鲁迅对美诺克这个人物的概括，不但符合法捷耶夫的实际的艺术表现，而且也符合法捷耶夫的主观意图。这是一个被作者鞭挞的人物。但首先，也和《毁灭》里其他许多人物一样，这个基本上被否定的人物并没有被简单化，他也和其他人物一样，也是用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处理的。他也有他自己多样的内在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同样被作者现实主义地加以反映。例如这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衷心敬服莱奋生的年轻的副手巴克拉诺夫，原因是他的确有使他感动、值得他敬服的地方，甚至承认有比自己高强的地方。这个个人主义者也并不一律相信别人散播的对游击队不满的话。他也并没有完全丧失客观的观察。这个人物在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作者显然在现实生活的深处发掘出这个人物的本质，并没有把他表现成为随处都只知道替个人打算只知道自私自利的人。而常常是，美谛克的个人主义是在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作者更着重揭露他身上的经过提炼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观点。这就是很容易迷惑人、也很容易迷惑他自己的那种抽象的正义和抽象的人道的观点。他对弗罗洛夫被毒死所经受的痛苦、震动，并不直接牵涉他个人的利害。他对这个垂危的病人的同情，就他自己来说是真诚的。正是因为这样，便需要一个不但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无产阶级观点来观察问题的作家，才有可能一方面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是客观的真实的，另一方面，也可能不仅在实际的艺术表现上而且在主观的感情、态度上，也是明确彻底揭露出这个人物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腐朽和虚伪，而和那些简单化、脸谱化，或者同情是在美谛克方面，因而变成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都区别开来。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法捷耶夫用他的无产阶级思想和严峻的现实主义的表现，给我们显示：美谛克式的人道主义的锋芒是指向革命的。不管美谛克有多少他自己深信不疑的真诚和热情，他的人道主义都是对游击队的革命行动的一种反动。
    现实的革命斗争是复杂曲折、艰难困苦的，但正是因为这样，用无产阶级观点观察一切，便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对待《毁灭》里所写到的一些极为尖锐，往往不能不触及人的灵魂的问题，无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的对立是十分明显的。  
    在毒死弗罗洛夫这个内容十分尖锐的情节里，法捷耶夫通过艺术的手段，使每一个不带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见的人都相信，这是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可能找到的唯一比较合理的做法，它不论对革命和对弗罗洛夫本人都更有利一些。作者真实地表现出莱奋生和医生式泰信斯基这个决定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考虑，任何自私的目的。他们对弗罗洛夫这个垂危的病人的感情决不下于美谛克。他们作出这个决定是经过痛苦和斗争的。他们的动机比起美谛克的来，崇高得多和深刻得多。因为正是他们的感情和动机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但是，对于美谛克的虚伪的人道主义，作者不是自己站出来驳斥他，而是让现实本身，让莱奋生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本身来驳斥他。无产阶级的思想意向和艺术真实的表现在这里达到完全一致。 
    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或者带有他们的思想情绪的人会不会有另外的写法、另外的结果呢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会离开当时的客观情势，会看不到莱奋生作出这个决定时不但估计到这个情势，而且也是经过内心的痛苦斗争的，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用一种抽象的人道观点，单单看到“毒死人”这一点。任何抱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观点情绪的人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都可能像美谛克一样只抓住“毒死人”或“毒死同志”这个现象，他们不会进一步去探究事情的实质。当然，也就同时很可能把莱奋生描写成为“没有人性”的人，而衬托出美谛克是一个有最清醒的人性，“人类最美好的人性”的形象。他为毒死弗罗洛夫所激发的人道主义的歇斯底里，当然也可能被提高到“最崇高的人性”的顶巅。
    如果我们拿《十月》的一个被表现得十分突出的情节和《毁灭》这些地方对照起来看看，便会更加明白，在革命斗争的十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是有害的，甚至是反动的。相形之下，我们便更加觉得《毁灭》的敢于直视革命斗争的复杂尖锐的问题，但又能保持清醒的健康的无产阶级思想观点的可贵，而且因此也越发看清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作家和作品，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和作品的原则区别了。
    《十月》写了一个叫亚庚的青年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被卷入了革命的浪潮。其实他之所以这样，正如鲁迅所说的，只是出于一种好玩的心情，但他终于在革命的战斗中牺牲了。自此以后，作者用了大量篇幅一再描写、渲染亚庚母亲失子的深沉、绝望的悲痛，因而整个作品造成一种浓厚的、沉重的、阴郁的气氛。用前面引用过的鲁迅的话来说，这部作品，“后半大大的展开了他母亲在旧房子里的无可挽救的哀惨，这些处所，要令人记起安特莱夫(L．Andreev)的《老屋》来”。这部表现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的作品有浓厚的阴暗、忧郁的气氛，这类情节起了决定作用。
    人们当然不会简单地否认亲子之爱，不会认为失去子女的母亲会无动于衷，因此也不会认为亚庚母亲安特莱夫式的哀惨在生活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于我们用什么观点来观察和反映这些现象。用安特莱夫式的哀惨来表现在革命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悲痛，和用美谛克式的哀惨来表现弗罗洛夫被毒死的悲痛，它对革命会给人带来什么印象，什么影响，不是很清楚的么?在我们的社会里，表彰那些抽象的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而又不问它的实际作用的人类的感情，亲子之爱，男女之爱，亲朋之爱，是很有害的，而且也经不起严酷的现实生活的无情的驳斥。法捷耶夫投有采用“美谛克式”而且相反地驳斥了它，这就表现出无产阶级作家不同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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