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发表，法捷耶夫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写出了长篇小说《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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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捷耶夫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写出了长篇小说《毁灭》，这部同样描写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的小说，不仅在当时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无产阶级的成功作品，而且直到现在，它对我们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
这部出现得较早的无产阶级作品，给我们提供了解决社会主义文学问题的重要经验。它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创作，有可能解决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真实的关系这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同路人作家那里，是无法根本解决的。
    《毁灭》没有回避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矛盾、痛苦、挫折和牺牲，它大胆地正视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许多复杂、尖锐的问题，这种无所畏惧的革命的和现实主义的精神，直到现在，还使人感到惊异。…这部五十多年前出现的作品，在艺术上的胜利，给我们证实了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按照现实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现实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要求，这个要求是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思想要求一致的。
    正是《毁灭》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一致性，受到鲁迅的重视。当鲁迅把这部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运动也正在兴起，但当时出现的一些“无产阶级作品”，实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空想的作品，就如鲁迅讽刺地说的，把《毁灭》和这些“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一比较，实在是一部令人扫兴的书”《译文序跋集·<毁灭后记>》 。
    一支游击队，在日本军和科尔察克军的围击下，由一百五十人到最后只剩下十九人，正如鲁迅所说的，可以说是“全部毁灭”了。《毀灭》这部作品，也正如它的标题所示，是这支游击队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毁灭的历史。一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作品，不是写革命的胜利，而是写革命的失败，这对那些看惯了革命的“团圆主义”作品的读者，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游击队最终的毁灭却并没有带来绝望，小说的结末，暗示残存的人仍有可能和人民结合起来，重新发展自己的事业。而且，问题不只这个结尾，甚至主要不在这个结尾。这部描写游击队经过斗争终于毁灭的小说，许多写到极度困苦的地方的确震撼人心，却并没有使人发生过灰心失望的感觉。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于法捷耶夫这个无产阶级作家，他写的虽然只是一支很小的游击队，但他的眼光却没有局限于这支游击队。他是站在现实生活的高处，从革命的全局，来看这支游击队的失败的命运的。而这里便不但有现实主义，而且也有了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
    游击队虽然是毁灭、失败了，但使我们看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斗争失去正义的性质，并不是游击队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甚至也不是因为领导人指挥的失误，能力的薄弱，而主要是因为敌我力量的悬殊，由于敌强我弱。当然，对于和人民站在一起的革命队伍来说，这种情况并不是永远不可以改变的。我们只要看看木罗式加因为偷农民的瓜受到批判的那一章，便格外清楚地看到，不管这支游击队处于如何孤立，危险的境地，他们从根本上却不是孤立的，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劳苦人民中生根了的。，他们的事业的正义性，他们和人民的利益的根本  一致性，他们内部关系的根本  一致性，在这一章里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甚至即使有很多小生产者缺点，犯了错误的木罗式加，也是和革命有了不可能割裂的血肉关系的。这不是使每个读者都清楚地看到，即使这支游击队最后遭到毁灭，也只是暂时的毁灭么?历史的前进方向依旧，历史的前进道路依旧，革命的乐观主义并没有因为这种暂时的失败而变得暗淡起来。这个思想，鲁迅在下面这段话里，说得再深刻、精彩不过了。它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作家和思想家如何看待革命过程中所遭遇的矛盾、痛苦、挫折和牺牲的最好的例证;同时也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如何把高度的艺术真实和深刻的思想统一起来的例证：
    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译文序跋集·<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作家，不但可以写成功的革命，而且也可以写暂时失败的革命，不但可以写革命的正面的现象(这当然是主要的)，而且也可以写革命的错误和缺点。最根本的问题，的确是作家的思想，感情的性质和方向的问题，作家本身是不是一个真正革命人的问题。“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而已集·革命文学》。 。在中国刚刚开始产生革命文学运动的时候，鲁迅便透过各种有时甚至十分复杂的现象，抓住了革命文学问题的本质。
    鲁迅在谈到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作家和无产阶级的区别的时候，也正是着眼于他们世界观的区别，着眼于他们对革命和人民的感情、态度这个根本的区别。
    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指同路人作家——引者注)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指无产阶级作家——引者注)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译文序跋集·<一天的工作>前记》。
    对于一个作家说来，重要的还不只是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抽象的理性的思考和认识，重要的，而且往往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心深处对于现实生活的感情、态度。每一个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需要以自己全部的思想、热情进入自己的创造活动，但他的思想、热情却又不能不受到他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制约，这就不能不在他的创作里留下它的烙印。
    鲁迅说过，十九世纪的欧洲作家，描写生活把自己也燃烧在里面，并且使读者也燃烧在里面。的确是这样，十九世纪欧洲多数现实主义作家，对被压迫人民有深厚的同情，往往用一种感同身受的感情，来看待人民的痛苦。他们不是旁观的态度。他们的作品所以激动人心的原因正在这里。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通常的局限是在于：他们把被压迫的人民，主要是农民，看作只是受苦的阶级，而没有看到他们同时是反封建的革命的阶级。恩格斯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作家哈克奈斯，把工人写成不能救助自己，一切救助都来自上面。
    实际上整个说来，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未能越出这个界限。
    这就是为什么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必然使许多过去的现实主义作家引起极大的震动，在思想上引起极强烈的反应，这里面包括着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怀疑、忧虑。这在许多同情俄国革命的同路人作家也是不可免的。 
    如果说，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由于他们同情人民被压迫的痛苦，在反映他们的痛苦生活的时候，能够感同身受，能够把自己、把读者也燃烧到里面，那么，他们(至少其中许多人)去反映人民的革命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情况便不同了。由于他们对革命的隔膜，很难是感同身受，很难燃烧到里面去，往往相反的是“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能够燃烧到里面的，“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的，只有无产阶级的作家。
  这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开始不久，这个运动以左翼作家联盟为标志，在组织上刚刚形成，鲁迅便提出作家的改造问题的重大意义了。而且，也同样可以看到后来毛泽东更系统地提出作家和人民结合的问题，文艺和人民结合的问题的重大意义了。这两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对中国革命文艺工作者思想建设的问题，都认为这是根本的问题。这在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占优势，作家又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居多的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这两位伟大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所提出的作家的思想改造，作家和人民结合等问题，直到现在还继续保持着它的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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