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文发表，鲁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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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他的思想发生激变的过程中，曾经不断地着重考虑了无产阶级的文学问题。他亲自翻译了普列汉诺夫这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主要的文艺论著，翻译了十月革命后苏联有关党的文艺政策的辩论的记录，也翻译了不少苏联当时代表不同倾向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些工作，鲁迅的着眼点都是为着中国当时现实的文艺斗争的需要。
    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即使消灭了阶级，但不同的思想观点，还是会长期并存的。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上的矛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除了对于那些确实是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必须坚决反对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的作家，都需要谨慎地对待，不但需要估计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给他们应有的地位，而且还需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它需要也可能和各种还有积极意义的革命民主思想结成反封建反迷信落后的思想联盟。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其他思想观点分清界限，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且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必要的斗争，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成为无产阶级思想家以后的鲁迅，实际上也正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文学现象的。
十月革命以后最初几年，在俄罗斯文学领域里，真正无产阶级文学还幼小，占优势的人数众多的、在文学上活跃的作家，大都是十月革命前便已经从事文学活动的作家。这些作家，有不少是同情革命，倾向革命，但也往往对革命的认识模糊，和革命是有距离的。他们愿意也可能和革命一同前进，这就是所谓同路人作家。
对这种作家，当时俄国共产党持“左”的和右的两种态度的都有。以托洛茨基、瓦浪斯基为代表的一派，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根本没有产生自己的文学的可能，这是一种右的观点。另一种，便是以瓦进等人为代表的“左”的观点，他们排斥这些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作家，他们只认可自己心月中的少数“纯粹”无产阶级作家，否认不少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作家也有逐渐进步和转变的可能，因此犯了“左”的狭隘的宗派主义的错误。
在翻译介绍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的过程中，鲁迅通过自己的评论，肯定这些思想上还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也往往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某些方面，原因是他们也有生活经验，他们许多人也经过十月革命的战火的试炼，他们许多人有显著的艺术才能。其中有些人生活经验和艺术才能都有独特的性质，有可能产生有独创性的作品。
    被高尔基认为是天才作家的伊凡诺夫便是这样的作家之一。他的经历很是丰富和奇特，干过各种各样的职业，这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俄国社会的下层人民。他的作品的确有鲜明的独特的个人面貌。我们只要看看他的《幼儿》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这个短篇，便可以知道他怎样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手法来接近革命的题材，怎样通过一些群众自发斗争的画面在探求、发掘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即使只是一个短篇，也足见出自一个很有才能的作家的手笔。
  当时称为“绥拉比翁兄弟”这个文学团体的主要成员之一的雅各武莱夫，是很受到鲁迅重视的。这是一个反映宗法农民观点情绪的作家，有些思想接近托尔斯泰。他也是熟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加上他的才能、艺术修养，使他的《十月》这部长篇以及一些短篇，现在看来还没有失去它的吸引力。这个作家在思想上有缺憾，在对生活的观察方面也受到局限，但这部由鲁迅翻译过来的小说使我们看到了革命年代相当广阔和多变的斗争的画面。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是显著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革命搅动了各个阶层各种人的生活和思想，作者真实地描画出革命年代人们的动荡和不安，每个人都不能不依据自己的地位、思想作出自己的抉择。即使被卷进革命浪潮的人的动机也是各种各样的。真实的生动的画面没有被什么主观设定的图式所阉割和损害，使我们今天中国的读者还能从中看到革命年代俄国涌动的沸腾的斗争和生活。   
    现实主义要求在极其复杂的矛盾中看到现实生活发展的路向，在崩坏的旧的现实中看到新的现实发展的征兆，而不是单单从现实生活中抽取出我们所需要的材料，作为我们既定观念的例证，而排除了现实生活的全部复杂的矛盾。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复杂的矛盾的面貌，是《十月》这部作品所以具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是鲁迅认为它的“生命力很长”的主要原因。
即使对于像毕力涅克这种对革命有更明显的距离的作家，鲁迅也并不否认他也反映了现实生活的一面。鲁迅批评了毕力涅克的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的小生产者的落后倒退的观点，也对他的对革命冷眼旁观的态度(“冷评气息”)表示不满，但鲁迅以他特有的敏锐的感觉，从《苦蓬》这个短篇里，看到了“活画出在扰乱和流血的不安的空气里，怎样在复归于本能生活，但也有新的生命的跃动来”《译文序跋集·<苦蓬>译者附记》。 。还特别指出，毕力涅克的艺术技巧是“非常卓拔的”，鲁迅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和分析。
但鲁迅一方面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估价每个同路人作家的创作的成就和意义，另一方面，可说无例外地批评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局限和缺憾。这些局限和缺憾归根到底，是对待现实生活，特别是对待革命和人民的感情、观点、态度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所决定的。
    对现实生活的种种复杂、矛盾的现象，对革命所遭遇的痛苦、困难、曲折、牺牲以及各种原因所造成的阴暗面，我们的作家是应该正视的。但同样正视现实生活的这些方面，由于不同的感情、观点、态度， 就可能有不同的观察，在艺术上有不同的反映。无产阶级要求正视现实的一切复杂矛盾的现象，正视革命所遭遇的痛苦、困难、曲折、牺牲，但在过去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思想影响下，往往不是这样，而是回避、掩盖、粉饰这些现象，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正确地教育干部和群众，而且相反地是有害的。
但无产阶级在观察和反映这一切复杂、矛盾的现象，观察和反映革命的痛苦、困难、曲折、牺牲的时候，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真实地反映现实必须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要求一起来。正是这点，使无产阶级文学和其他阶级的文学区别开来。
许多抱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作家也往往能够看到现实生活的复杂的矛盾，看到革命所遭遇的痛苦、困难、曲折、牺牲，但他们却往往不能正确地或在不能完全正确地对待，这归根到底，是他们和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不适应或者不完全适应的感情、观点、态度，总之，是他们的世界观的缺憾招致的。伊凡诺夫的《幼儿》表现了俄罗斯人的粗豪、直率的性格，但作者却无力认识十月革命的本质，他在这里只看到一种为原始的自然力所支配的自发的斗争，而作者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斗争是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前途的，这就使得他陷于悲观主义。人们在看到作者简直天才地表现了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却同时感到这篇作品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深沉的悲观、抑郁的气氛。
    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六月给王志之的一封信里，明确地指出《十月》的作者雅各武莱夫“看不见全局”，这显然是他的宗法农民观点使然。鲁迅在《十月》的《后记》里具体地指出它存在的问题：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并且表示了较有进步的观念形态的。但其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铁底意志的革命家；亚庚临时加入，大半因为好玩， 而结果却在后半大大的展开了他母亲在归房子里的无可挽救的哀惨，这些处所，要令人记起安特莱夫(L．Andreev)的《老屋》来。较为平静而勇敢的倒是那些无名的水兵和兵士们，但他们又什九由于先前的训练。
    雅各武莱夫在《十月》里很大的程度上也是表现了自发的斗争，无力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水兵和兵士所以显出步调比较一致，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革命觉悟，而只是过去曾经受到过军事生活的训练的结果。
    但鲁迅当然不会有这类看法：仿佛任何描写革命的作品，都必须有“铁底意志的革命家”。鲁迅的所以这样批评这部作品，主要是因为它的作者本来便是企图以较大的历史规模的斗争作为反映对象的，它本来并不只是打算反映十月革命的个别侧面或个别片断。鲁迅因此就有理由要求在这个范围、这个规模上给我们提供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画面。
    但当时这些苏联作家无法解决自己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之间的矛盾，思想倾向和艺术真实之间的矛盾。单是伊凡诺夫这个例子也使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实的面前，越是有才能的作家，便越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世界观，当然这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当他还没有接近，还和这种世界观保持着距离的时候，他精神上不免经受种种剧烈的矛盾斗争。只有缺乏深沉的思想要求，被鲁迅认为过于“轻巧”的左琴科一类的作家，才有可能安然避免种种矛盾的苦痛。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叶遂宁等天才诗人的结局，更加促使鲁迅考虑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前俄国这样的农民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也和过去的中国一样，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反映农民小生产者或其他小资产阶级特点的作家是很多的，前面说到的雅各武莱夫、伊凡诺夫、毕力涅克都是例子。叶遂宁在自己的作品里不时表现出对在资本主义面前遭受破灭命运的古旧的俄罗斯乡村的怀恋，无疑也是小生产者的宗法农民的思想情绪的一种反映。
像叶遂宁十月革命后也歌颂革命，甚至宣布“我是布尔塞维克了”，但事实使鲁迅更加深刻地感到，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并不可靠。具有国际意义的十月革命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经验，俄国和旧中国的近似，革命后许多还抱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作家，和中国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相象，这都使得鲁迅对苏联的历史经验抱着很大的兴趣，并且把它和中国的文学斗争结合起来。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中国文学斗争实践的结合，它显然也吸收了俄国十月革命后文学上的历史经验。鲁迅在他的这个讲演里，直接举出叶遂宁作例子，来说明作家应该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应该明白革命的实际，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普通人民的一分子，而不应该自视特殊，这都是对苏联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长期观察所达到的结论。鲁迅在这个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有深远意义的讲话里，明确地尖锐地提出了如何经过和人民的结合，经过对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来解决作家和革命、和人民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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