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文发表，现在我们就遇到鲁迅的“遵命文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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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就遇到鲁迅的“遵命文学”问题。
这问题过去已经谈论得很多，凡是牵涉到“五四”以后鲁迅的创作的，几乎没有不把奉行“遵命文学”的鲁迅，看作是自觉地把文艺服从革命政治的一个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典范。
    但我们看到，过去我们对鲁迅自己所说的“遵命文学”的原意，往往作出并不完全的解释。我们往往只是由此证明鲁迅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服从革命政治斗争的要求，却很少考虑到，鲁迅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服从革命政治斗争的要求和他自己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关系到底怎样。鲁迅自己曾经说过，当时为了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在创作时“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但这是否意味着，鲁迅的“遵命文学”，是由他随意修改现实生活本身达到的呢?文艺服从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是否以必要时牺牲艺术的真实为代价的呢?是否当时鲁迅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文艺服从革命斗争要求和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括之间不能兼顾，因而不能不作真一种选择，于是就选择了降低艺术真实的要求来服从革命的政治要求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过去也的确很少正面地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
正如前面我们谈到鲁迅的《狂人日记》时提到过的，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失败而经历了一个内心的失望和苦痛的过程。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他带来了希望，但他后来自己也说过，当时自己也不知道将来是否就好。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在他开始投入一个新的伟大的战斗的时候，并未完全消弥他对于未来的怀疑的情绪。他在为《呐喊》写的序言里，追述到“五四”开始以后，他曾经和钱玄同谈到过一个铁屋子的故事。鲁迅的意思是，如果昏睡在铁屋子的人唤醒以后又不能将铁屋子砸毁，还不如让他们昏睡以至就死。这个“绥惠略夫式”的故事说明鲁迅在“五四”开始，在准备投入那个新的伟大的战斗的时候，的确对于未来还有怀疑的情绪。他是多少带着这种怀疑情绪投入新的伟大的战斗的。
    但鲁迅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便是一个严肃的不断探求社会和人民的出路的思想家，并不是一个固执独断的人。他并不以自己的怀疑失望一定可靠，也并不以别人的希望和信心为必不可信，这就是他所说的：“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呐喊·自序》。
    鲁迅的“遵命文学”便是在这种内心生活的背景上出现的。所谓“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正是他竭力克服、抑制过去留下的内心怀疑和失望以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的结果，是他克服连他自己也怀疑是否过分膨胀的主观情绪的结果，这里不存在修改现实生活，降低对艺术真实性的要求的问题。倒不如说，为了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为了使自己的创作更符合生活的真实，鲁迅“修改”了他自己的感情、情绪。
    在这里，在鲁迅看来，服从革命前驱者的命令，和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和艺术真实性的要求，并不是不相容的。
    为了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鲁迅使自己的作品减弱、降低怀疑、阴暗的色调，使它比较符合、比较适应当时的革命的气氛。这和当时的生活的面貌，生活的本质的面貌，也同样是适应的。鲁迅在《药》里，特意在被害的革命者瑜儿的坟上放了一个花环。这就是“装点欢容”，这就是为了使作品“显出若干亮色”，这在现实生活里有没有根据呢?是否这样做就违反了艺术的真实呢？
    如果我们承认，先进的思想开始出现时往往不为多数人所理解，首先觉悟的分子在一定的时候往往陷于孤立，往往感到寂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也正是这样。那么，为了忠实于现实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为了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我们就不应该从根本上修改这个历史的总的面貌。正如依据恩格斯的意见，我们不应该把圣西门时代的无产阶级写成已经觉醒的阶级一样。为了适应“当前”需要而“拔高”的办法，我们过去有过很多，但这正是违反生活真实，违反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违反按照现实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这个现实主义的根本要求的。
    我们可以这样假定，如果有人在创作反映辛亥革命时代的生活作品时，把群众描写成为已经普遍觉悟，已经普遍发动，甚至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人民群众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我们对这种描写，会说什么话呢?我们会说：这是违反历史真实的，这样做，是不符合现实主义的根本要求的。
    在一定的具体的条件下，在一定的范围内，某些地方、场合，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高涨，而且也表现出冲击封建统治的威力，这却是可能的。辛亥革命时期群众的骚动，群众的自发斗争，的确此起彼落。但这并不可能改变当时整个历史情况，资产阶级的软弱，群众的普遍的不觉悟，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注定辛亥革命虽然也使封建主义有过震动，但几乎立刻就被证明，这个革命从根本上说来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历史的真实，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是得到准确的卓越的反映的。鲁迅在这里无疑也实现了“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这个现实主义的艺术要求。
    我们能否在《阿Q正传》的阿Q的“大团圆”的悲剧和《药》里由于花环而带来的“亮色”之间发现鲁迅在艺术原则上有矛盾呢?我们发现不了这种矛盾。如果这个瑜儿坟上的花环发生粉饰、掩盖、缓和现实矛盾的作用，对读者起了麻醉的作用，起了“瞒”和“骗”的作用，那是可以这样说的。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这个作品是用十分浓厚的色彩来描绘群众的不觉悟，革命者当时的孤立和寂寞。花环并没有根本改变原来的色调，没有那怕只是降低作品所表现的悲剧矛盾。花环只不过说明，为革命牺牲的人，还是有人纪念的。由此证明生活还有着光明和希望。而这点，是不能说不符合事实的。
  鲁迅自己说过，他没有在《明天》里写到单四嫂子终于没有梦见她死去的儿子。这里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他不会让单四嫂子梦见她死去的儿子。这就从另一方面证实了鲁迅对现实主义的一贯态度是严峻的，不让步的。像单四嫂子这种孤苦的妇女，她的命运只能和祥林嫂一样是悲剧性的。这是历史的真实，鲁迅忠实于这种历史的真实。鲁迅和那些廉价的温情主义没有缘分，他不会为着要使读者得到一些温暖和安慰而写她做了一个和死去的儿子得到团聚的美满的梦。为了忠实于生活的真实，鲁迅宁可让单四嫂子继续经受痛苦而得不到任何慰藉。 
    鲁迅的小说，总是毫不留情地让现实生活的矛盾充分地展开，让这些矛盾冲突进行到底，那怕这些矛盾带着使读者而且首先使作者感到痛苦，受到甚至永远不能平复的创伤，鲁迅也决不退让。不但是《明天》，《祝福》、《伤逝》也都是这样的例子。
    我们不必拿鲁迅去和过去那些为封建现存秩序辩解的“团圆主义”作品相比，我们只要想一想，曾经被马克思所赞扬的狄更斯，在他的作品中也往往有着过多的温情，过多的善良的愿望，以至不忍把现实的矛盾充分展开，不忍让他的人物有太悲惨的遭遇。比较起来，鲁迅的现实主义的确是严峻的，不  让步的。
  鲁迅的艺术经验和艺术思想告诉我们，服从革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必须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为基础，要在这个基础上使政治和艺术，革命的政治需要和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协调起来。要像鲁迅一样，真诚地把文学事业纳入总的革命斗争的范围，并且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以自己能够成为革命战线的一员而感到光荣，但也要像鲁迅一样，忠实于现实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按照现实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现实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总之，要像鲁迅那样对现实主义的根本要求，坚持严峻的、不让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才能像鲁迅那样，从根本上解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才能像鲁迅那样，使文学创作深刻完整地而不是肤浅片面地为革命的政治服务。
（附记：这是一九七九年北京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提交的论文）
鲁迅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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