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文艺应该“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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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应该“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文艺应该忠实于现实生活，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应该按照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这个思想，在鲁迅一切有关文艺与现实关系的言论里，都得到了贯彻。在鲁迅看来，文艺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要求，它还有自己的什么价值呢?它还能剩下些什么呢?我们平常所说的形象，也就是“如实描写”的形象，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形象，按照现实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现实生活的形象，离开了这些，还有什么真正有艺术生命的形象呢?如果我们一方面承认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形象的反映，另一方面又不承认文学应该“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不承认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按照现实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等等，那他要求的形象，除了是虚伪的形象，他所要求的文学，除了是虚伪的、违反现实生活的文学，还能是什么呢?
    在这里，回顾一下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论，对我们理解鲁迅对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倾向性和真实性关系问题的态度，也是会有启发的。《儒林外史》的倾向性当然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倾向性，但在文学艺术里，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也存在着一般规律，我们首先着眼的，也是这方面的尸般规律。
在中国的讽刺小说中，鲁迅对清代的《儒林外史》的评价是很高的。鲁迅认为《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中国小说史略》。，可见吴敬梓的创作是有明显的社会动机，也就是说，有明显的倾向性的。但《儒林外史》卓越的地方就在于它在艺术上的真实。鲁迅提到过，它以前的作品，例如《锺馗捉鬼传》，缺点就在于词意浅露，已同嫚骂”；在它以后的《官场现形记》等带讽刺性质的作品，“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也都是肯定这些作品的政治意义的；但在鲁迅看来，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根本问题就是往往违背现实生活的真实。
    鲁迅在谈到《儒林外史》，在赞扬这部作品的时候，几乎所有地方归结起来都是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所谓士林的现实生活，实际上也就是“如实描写”。例如，他在谈到第四回刻画范进在礼教问题上感情的虚伪时说：  
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紧接着关于范进的描写的评论之后，说：
    此外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其述王 玉辉之女既殉夫，玉辉大喜，而当入祠建坊之际，“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冲不忍”(第四十八回)，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特别称赞《儒林外史》的“白描”的方法，这自然更是名副其实的“如实描写”了。而对《官场现形记》等等，在鲁迅看来却相反，认为这样作品“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特别是在评论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说。
  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官场现形记》等等作品，”在揭发清末的社会黑暗方面也会给我们的读者带来一些好处的，在今天也还没有完全失掉这方面的意义。但这类作品，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的确是薄弱的，不能和《儒林外史》相比。鲁迅后来还写过专门论述讽刺文学的文章，明确提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这和他“五四”时期比较研究《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等作品时的观点，是一致的。
    鲁迅关于文学倾向性的看法，显然也是认为倾向性应该通过情节和人物的行动流露出来，而不应该特别指点出来。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在艺术作品里，倾向性必须以真实性为基础，不能离开真实性。倾向性是发生主导作用的，但如果倾向性是不顾艺术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个根本要求的，那么，这种倾向性势必损害艺术的真实性，这种倾向性的存在就必然以牺牲艺术真实性作为代价。而这样的倾向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再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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