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通是首家推出论文发表后后再付费的论文发表网站，提供毕业论文发表、会计论文发表、法学论文发表等，在论文代发领域为几万人提供了发表论文服务。
第二次睁眼看世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此结束。全国人民载歌载舞，欢天喜地，庆祝一个新变局、新时代的到来。
受到这场浩劫的严重摧残，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1976年，全国国营企业亏损总额达到177亿元，全国财政赤字接近30亿元。
船舶工业同样伤痕累累。由于军品任务大幅度减少，国内民船订货量本来就不多，许多船厂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一些厂被描述为“三乱两差一松弛”，即人心乱、管理乱、厂容乱，产品质量差、服务态度差，劳动纪律松弛。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是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下，整个船舶工业，从上到下充满了困惑和迷茫。
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停滞与混乱局面，全面恢复经济，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在各行各业建设者的拼搏努力下，国民经济从1977年起开始扭转颓势。但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未能得到全面清理，仍沿用过去一些主观盲干、不讲实效的作法，甚至再次出现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情况，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再次徘徊不前。
1978年，是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第三次复出的他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挽狂澜于既倒。
3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响亮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这次大会，重新肯定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标志着科学春天的到来。
自强之路（四）改革开放的新“变局”在邓小平看来，百废待兴，中国急需改革，而思想解放和肃清左倾、僵化教条主义余毒是改革最为主要的前提。5月10日，由胡耀邦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纷纷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鲜明地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文章刊出后，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明确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真理标准的问题，看似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问题、思想路线问题，着眼点却是要纠正中国自“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左”的错误，尤其是打破近期的“两个凡是”这道思想枷锁。关于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无疑是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影响足以延伸至中国改革全进程。
彻底走出十年“文化大革命”阴霾的中国人，仿佛听到了时代列车转轨的尖利声响。
人们猛然发现，整个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网络化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西方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邻国日本，1956年到1973年，经历了1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1968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60年代以来经济飞速成长，在短期内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相比之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了。
造船业的形势更是波诡云谲。战败的日本，以发展造船业作为重振国家经济的突破口，以国家“计划造船制度”把造船业推上了发展的高速路。到1956年，日本造船吨位达到174.6万总吨，占世界市场份额26.2%，超过英国夺得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宝座。同属东亚的韩国也不甘落后，把发展造船业作为国策，提出“造船立国”的口号。1972年，韩国的蔚山船厂打下第一根桩，标志韩国造船业开始起飞。此时，正值韩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72～1976），政府将造船等六个工业部门列为战略行业大力发展，造船业投资多达500亿美元。1973年下半年，蔚山船厂两艘VLCC船开工建造，船厂开工仅32个月后，第一艘VLCC船交付船东，建设和投产之快令人惊异。到1981年，韩国就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造船小国成长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造船大国。
对于世界各国来说，这又是一个你追我赶的新变局时代。中国如果不能迅速跟上时代脚步，就有被边缘化甚至被开除“球籍”的危险。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就讲到了“球籍”问题：“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在毛泽东的运筹帷握下，中国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一系列中国领导人放眼全球的重大外交突破，打开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大门。但是，由于十年内乱的破坏，中国不仅没有实现在较短时间内“赶英超美”，与世界强国间的差距反而越拉越大。及至邓小平掌舵中国航船，他再次发出了“警告”：经济建设及其发展状况，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至为重要的问题。就这么一个大局，离开这个大局，社会主义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中华民族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全会，开始全面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它开启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
风云激荡，百年往复，历史有时何其相似。一百多年前，晚清帝国被“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被迫打开国门，并开始“睁眼看世界”。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有远见的清廷官僚着手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发起“洋务运动”。一百多年后，打破闭关自守、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课题，再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这是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第二次“睁眼看世界”，同时也是“睁眼看自己”。与100多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是坚船利炮威慑下的被动开放，而是中国人把握时代脉搏、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性的改革开放。面对新的“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人已不是被动地“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是主动地融入世界，全面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
本文首发论文通： http://www.lunwento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