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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以由康生、陈伯达主持起草，经毛泽东修改、补充的《五一六通知》下发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次年1月，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策划下，上海爆发“一月风暴”，成为全国的风暴中心。江南造船厂随即沦为重灾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冲击，党政管理机构陷入瘫痪。厂内职工派性严重对立，各种造反派组织草莽丛生，武斗升级。大批干部、党员和群众受到残酷迫害。
1968年9月4日，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控制的上海市革委会和“工总司”向江南厂派出一个所谓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队员号称1500人，王洪文亲自任团长。王洪文入驻后大肆叫嚣：“我们下决心蹲下去”，“一定要把江南厂的钉子拔掉”。“四人帮”从此直接插手江南造船厂，搅得全厂上下乌烟瘴气，混乱不堪……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风庆轮事件”算得上惊天动地、影响深远的大事件，连重病中的毛泽东都不得不过问此事并表明态度。“风庆”轮不过是江南造船厂1973年建成的一艘万吨级普通货轮，在“文革”中却成为“四人帮”攻击、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重磅炮弹”。在“风庆轮事件”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轮番出场，上演了一出出丑恶而滑稽的闹剧。江南造船厂也因此被卷入其中。
1965年“东风”号交船后，江南造船厂进入小批量建造万吨船舶的时期。19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发展我国远洋运输船队的指示下，江南陆续建成了9艘“风”字系列万吨远洋货船，“风庆”号为其中之一。该船1972年8月开工，翌年2月7日下水。
自强之路（三）在十年动乱的漩涡中心与“东风”号及其他“风”字号货轮一样，“风庆”轮也是一艘国内自行设计建造的远洋货船，船上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为国产。唯一不同，也是最令江南工人引以为豪的是，“风庆”轮的心脏——万匹马力柴油机，是由江南厂研发制造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江南厂制造的第二台万匹马力柴油机。1970年，江南厂响应自力更生的号召，开始尝试研制万匹马力柴油机。第一台装在了沿海货船“益阳”号上，该船曾航至日本近海。装在“风庆”轮上的这第二台，由于是远洋航行，工人们在技术上进行了一些改进。相比“东风”号为等主机在水中一泡就是5年，“风庆”轮却装上了自己制造的柴油机，这令江南工人体会到一种自力更生的豪迈。
12月27日，“风庆”轮首先开始轻载试航。试航中，船东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提出，主机汽缸套磨损过大，要求调换汽缸，然后再进行重载试航。重载试航原定在1月10日。因为，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曾视察江南造船厂，工人们希望以自己建造的这艘万吨远洋船试航来纪念这个日子。但是，在船舶市场中，造船方和用船方即船东是一对天然的矛盾，船东出钱订购船舶，当然要求质量的保证，这是经济活动中的常理。
一条船就像一个海上“钢铁城市”，这么多机电设备装配在一起，交船前发现一点质量问题并予以改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造船人与用船人关于“风庆”轮主机质量问题本属正常的业务交涉，却被“四人帮”及其党羽恶意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波，成为“崇洋卡国产的典型例子”，被斥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洋奴哲学”。“风庆”轮交付前，接船人员发现主机的一个汽缸套磨损较大，提出把它换下来修理。江南厂对这条整改意见表示接受，修理好了再装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后来这件事却被歪曲成“有人提出‘风庆’轮要远航，就要换下国产主机，装上进口机” 。“风庆”轮在试航中，雷达发生了一点问题，接船人员提出意见后，江南厂立即进行了修理，并获复检认可。就是这样一件已经解决了的事情，后来竟被别有用心地说成是“有人主张风庆轮必须换上五大件（雷达、电罗径、起货机等）进口货才能远航”。先对正确的事情加以歪曲，使之变成错误的，然后扣上帽子，猛加批判，这是“文革”中“四人帮”的惯用伎俩。
技术问题一经演变成政治斗争便愈发不可控制。1974年1月，姚文元到上海收集材料，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做准备。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金祖敏提出有些设备本可以自己解决，却都喜欢进口，“最近崇洋媚外思想有所抬头”。上海市革委会主任马天水也附和说：“有一股进口风。”姚文元立即要求给他搞几个经济领域的材料。
上海也多次召开批判会，展开了借“风庆轮”问题批判“崇洋媚外”的运动。
“四人帮”的党羽陈阿大还跑到江南造船厂煽风点火。他说：“你们这个厂是王洪文做过工宣团长的，现在你们求稳怕乱，是倒退。对有些人要敢批敢斗，你不向他进攻，他要向你进攻。”
受陈阿大的煽动，1974年1月16日，“四人帮”在江南的代理人以承担主机安装任务的江南造船厂修船安装车间工人的名义，炮制出了一张题为《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说什么远洋公司某些人对外国机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国产机却是这也不相信，那也不相信，总感到不可靠。这张大字报被贴到中国远洋总公司上海公司、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机电一局、上海造船公司等处，还抄送了新华社上海分社、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
“四人帮”把持的文汇报社内部刊物《文汇情况》，马上刊登了这份大字报。马天水当即批示，要求中远上海分公司革委会将大字报全文照抄，“在重要地方张贴出来”，以扩大影响。同时，令上海市工交组发上海各船厂职工“一起议论”。马天水批示后，上海各船厂也纷纷前往中远上海分公司张贴大字报。一时间，远洋公司院内四处贴满了批判“崇洋公司”的大字报。
在姚文元的指使下，金祖敏让江南造船厂写了一个题为《从万吨机的制造看造船工业的两条路线斗争》典型材料，列举了上海机电一局系统的电机、机器制造等行业的例子，攻击交通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路线”。同时，金祖敏在1974年春节写信给姚文元，其中提到：“当前出现一种什么都信赖进口的倾向值得注意。对于这问题，我觉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是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金祖敏的一封信》立即被印发到政治局全体委员。
从1974年3月开始，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几十万字有关“风庆”轮的宣传文章，以诗歌、散文、电影、通讯等多种宣传形式，大肆批判“洋奴哲学”。4月27日，“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在文学月刊《朝霞》上发表写实文学《李鸿章出洋》，特意指明李鸿章官居中堂，中堂即宰相，指桑骂槐地攻击周恩来总理。
“四人帮”的意图昭然若揭。由“风庆”轮而起的这场政治斗争，矛头指向就是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1956年听取交通部工作汇报时指出：在世界航海吨位中，我国不到0.3%，这表明我们太穷，希望我国将来能有一二千万吨船。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造船和买船的打算，得到毛泽东同意。周总理说过，船的来源无非是造、买、租，首先是造，造不了买，买不成就租。之后，周总理多次提出，我国应加快发展远洋运输船队，力争到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风庆”轮结束了重载试航，交付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这时，整个事件已经完全演变成了“爱国”与“卖国”的斗争，用一切手段来保证“风庆”轮远航成功成了一个政治任务。交通部分析了“风庆”轮建造情况及轻载、重载两次试航的技术状况，最终迫于政治压力，批准了远洋运输总公司要求“风庆”轮远航的报告。
1974年5月9日，“风庆”轮于从上海启航，远航欧洲。
“风庆”轮的首航，不过是一次装载12000吨大米到罗马尼亚的普通任务，但却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由于“风庆”轮的确存在质量问题，交通部采取了特殊的保驾措施，船长、轮机长等主要技术干部和政工干部均配成双套。为防不测，“风庆”轮启航时，后面还跟着一艘保驾护航的“望亭”轮，“确保风庆轮首航成功”，这成为中国远洋航运史上的一大奇观。
交通部为加强对“风庆”轮远航工作的领导，特意派了远洋总公司的李国堂和顾文广两人随船。但是，“四人帮”也在船上安插了党羽。远航中，“四人帮”党羽组织船员批判所谓买船问题，说买船就是崇洋媚外，李、顾二人据理力争。他们反驳说，在目前国内造船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需要的情况下，买一些外国船建立自己的远洋船队，用以摆脱长期租用外轮受制于人，使大量外汇流失的局面，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周总理1973年的决定，毛主席同意的，怎么能以此来批崇洋媚外？
“风庆”轮历时54天、航程16000海里的航程并不顺利。5月，在印度洋上，主机3个高压油泵柱塞开裂，两个油头裂纹，一台分油机弹子盘严重损坏。经过日夜抢修，更换零部件，航行得以继续。6月，在塞内加尔港口加油补水时，“风庆轮”进行了机械检修和保养。6月底，到达罗马尼亚康斯坦萨港，在那里停留的19天中再次对全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修理，更换备件。返航途中，行至印度洋时，主机的一个增压器漏水，造成停车，以致船舶失去动力，随风漂荡。当时风大浪高，船体横摇达20多度，船位偏离航线52海里，经过47小时连续抢修，主机终于恢复运转。在抵达新加坡加燃油淡水时，船员又对机械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并调换零部件。9月29日，“风庆”轮返抵上海吴淞口，首次远航结束。当然，远航途中的种种问题被一概有意隐瞒了。
返航的“风庆”轮再次无端成为政治热点。早在“风庆”轮远航途中，张春桥、姚文元就找他们的写作班子密谋，提出要“为‘风庆’轮回来好好写一个东西”。“风庆”轮返航期间，张春桥又说什么“‘风庆’轮是个路线问题，不能光发一条消息”。
9月29日深夜12点钟，20多名记者奉命乘坐上海市革委会专门派出的交通艇，连夜对在吴淞口锚地抛锚的“风庆”轮进行采访。9月30日下午，“风庆”轮进港开进吴淞口时，竟有8条巡逻艇以“八字”形列队前导，为一艘运送了1万多吨货物的货船引航。
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全面展开。上海组织了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还组织了“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批判所谓“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风庆”轮在国庆25周年前夕进港。为了不使“风庆”轮远航的消息淹没在国庆的喜悦气氛中，“四人帮”故意把“风庆”轮返航的新闻推迟到10月9日才见报。
10月12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登载了对“风庆”轮远航的长篇报道，还配有评论员文章。《文汇报》的题目是《红灯指航向，踏平万层浪——欢呼“风庆”号万吨轮远航归来》，《解放日报》的题目是《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从“风庆”轮首航远洋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文章把在国内造船和向国外买船对立起来，影射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执行的是一条“孔孟之道卖国主义路线”。
事实上，在“风庆”轮抵达上海前，“四人帮”已经写好了一篇包括“八大问题”54条款的万言书。这最终成了他们近打李国堂、顾文广，远打交通部，矛头直指国务院的闹剧台本。李、顾二人也被扣押在上海，批斗达数十次。
13日，江青在《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面加上批语，并给政治局写信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并称交通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张春桥批道：“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轮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国务院要就此问题在经济部门进行教育。”“四人帮”抓住“风庆”轮问题不放，抡起“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的大棒，叫嚷要揪出“大后台”。
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借“风庆轮事件”大闹，向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国务院发难，逼迫政治局成员当场表态。邓小平针锋相对，愤而拂袖而去。
“风庆”轮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筹备工作的关键时刻。王洪文专程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说邓小平还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王洪文告状的目的，是为了在四届人大攫取组阁的权力，提出“四人帮”的组阁方案。“风庆轮事件”也是他们的告状内容之一。毛泽东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江青，说“不要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四人帮”仍不肯善罢干休，毛泽东最后不得不对“风庆轮事件”一锤定音：“‘风庆’轮本来是一件小事情，而且已经在解决，江青还这么闹。”
1975年1月8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产生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更多的有经验、有工作能力的老干部进入了国务院的工作班子，为以后进行全面整顿准备了好的工作基础。
在四届人大上，经毛主席亲自提议，叶飞出任交通部部长。当时，“风庆轮事件”还没平息。邓小平找叶飞谈话。两人的谈话内容，《叶飞回忆录》是这样记述两人的谈话内容的：“小平同志问到远洋运输船舶有多少吨位时，我一点情况不摸，只知道个大概数，照抄给我的纸片上念：‘500万吨不到。’小平同志说：‘担负不了外贸运输任务。’我说：‘一半以上的运输任务靠租外轮才能完成。’小平同志连声说：‘靠租外轮，吃亏了，吃亏了。’他说：‘照我推算，我国远洋船队目前要有1000万吨船，以后要有2000万吨到3000万吨才能担负得起外贸运输任务。’”
其实，刚刚主政交通部的叶飞已经感到，不建立一支一定规模的远洋船队，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当时，我国要进口矿砂、粮食和石油，还要对外援助，外贸运输压力很大，迫切需要拥有一支远洋船队。而国内造船能力却十分有限，只能满足十分之一的需要，必须向国外购船以解燃眉之急。
而此时，“四人帮”却还在借“风庆轮事件”不断掀起恶浪。叶飞并未被其唬住。在中央的支持下，交通部决定向香港的中国银行贷款，利用国际船价低谷期大力购进船舶。1975年，贷款买船超过400万吨，实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1975年建立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远洋船队，基本改变主要租用外轮局面的宏愿。
1976年初，“四人帮”疯狂反扑，矛头直指邓小平。“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四人帮”又掀恶浪，借“风庆轮事件”批判“崇洋媚外”。1976年7月在京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四人帮”再次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国务院及各部委，目的是整倒“一层人”，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王洪文会前曾对亲信说：对老干部绝对不要客气，要给以任务套住他，抓住辫子批判他，时机一到打倒他。这次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四次秘密来到会议驻地京西宾馆，向参会亲信了解情况并面授机宜。“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党羽、从江南造船厂发迹的“工交组组长”黄涛，在会上散发了向国务院及12个部委发难的20份材料。所谓“崇洋媚外，买船卖国”的“风庆”轮事件，又变成了攻击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一枚重磅炸弹。
对这次“杀气腾腾”的座谈会，《叶飞传》中有这样一段较详细的记载。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有两位来自江南造船厂的所谓工人代表，带头的是“四人帮”在江南造船厂的爪牙张国权，由会议的操办者派到交通部来做“问罪”报告。这是“上头”安排的，又是“工人代表”做报告，叶飞作为部长，不出面是不行的。这两人喋喋不休的，还是买船是“崇洋媚外”、“破坏自力更生”那一套。由于对方是两位“工人代表”，叶飞在他们讲完后沉深地讲了一段话。他说：“国家需要你们多造船，造好船，你们造多少船，国家都不会嫌多。你们造多少我们交通部要多少……我们交通部愿和全国造船厂的同志一起努力，把我们社会主义的航运事业搞上去！”叶飞的意思是，为尽早建成我国的远洋船队，造船和买船都是必要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爱国”和“卖国”的问题。他还讲到长江也急需运输船舶，希望尽快改变其落后的航运局面。但是，几天后，交通部机关的大字报墙上仍然出现了指名批判叶飞的大字报，其中叫嚣：“叶飞把交通部的运动引向何方？”“叶飞依然故我！”
“四人帮”随后对交通部施压，就贷款买船问题组织了“集团轰炸”，说交通部买船是搞“洋奴哲学”、“卖国主义”。面对这一严重局面，叶飞对交通部党组成员坚定地表示：“买船是中央的决定，交通部领导小组无权检讨。”“只要我当交通部长，交通部决不检讨买船。我后事都交代了，我准备再被抓起来。”“杀了我的头也不检讨！”
1975年整整一年，“四人帮”借助“风庆轮事件”不断鼓噪，但已难掀起恶风浊浪了。一大批像叶飞这样被打倒的老干部获得解放，重新回到与“四人帮”针锋相对斗争的第一线。在上海，被江青诬蔑为“黑小鬼”的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受到“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身陷囹圄八年之久，经毛泽东批准恢复自由，并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自新的任命下来后，陈丕显一天都没有去 “市革委”上班，却来到江南造船厂作调查研究，了解工厂实际情况。这些连杀头都不怕的老干部在周恩来、邓小平的领导下，排除各种干扰，全力促进国民经济复苏。就在“风庆轮事件”甚嚣尘上期间，我国的远洋船队却不动声色地翻了一番，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COSCO）就是这样开始走向世界的。
多年之后的1991年1月，邓小平到上海视察。在谈到闭关自守的问题时，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5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10万、20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历史已经证明，“风庆”轮事件不过是特殊年代的一出政治闹剧。
“四人帮”利用江南造船厂演出的闹剧，又岂止一个“风庆轮事件”！“四人帮”一直试图把江南厂当作兴风作浪、乱中夺权的重要基地。曾率“工宣队”坐阵江南厂的王洪文，后来平步青云到了中央后，仍对江南厂“念念不忘”。他对江南的死党说过：“江南厂的事我不能不管，涉及到全市，涉及到国防。”阴险的张春桥也公开说过：“我们一定要接受历史经验，把江南厂的领导权紧紧抓在我们手里。”就在“四人帮”反党集团彻底覆灭前夕，他们还把江南厂当作其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搞武装叛乱的重要据点，私藏了枪支、电台等大量军用物资设备，准备作垂死挣扎。“文革”中，江南厂数以百计的干部、党员、群众受到残酷迫害，一批“四人帮”的爪牙及打、砸、抢造反分子大行其道。工厂散失了大量生产和技术资料，自建国以来不断建立并行之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几近废止，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然而，就在整个“文革”期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江南厂广大职工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积极投入到“七一八工程”重点工程建设中去，为我国国防及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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