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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中国发生了两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一是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另一件是万吨水压机胜利投产。这两件事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成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自力更生的象征。万吨水压机是由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至今仍在位于上海闵行的上海重型机器厂铸锻车间里服役。铭刻在黑色机身上的“江南造船厂”五个大字，向我们诉说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万吨水压机的制造要从1958年说起。那年5月22日，正值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
机械工业中，一说到大型、精密、复杂这三个名词，就可以把很多人吓住，而没有想，人家哪儿来的，为什么我们不行。
再讲一个水压机事，这事大概您很关心，国民党在1947年自日本拆来了四台1000～2500吨水压机……迄今只有一台装起来了，而自己许多大锻件，还要依靠进口。
十五年赶上美国，万吨级的水压机我国应有若干台，分布在主要工业区。机器的来路有二：一条是进口，还有一条是自己造。上海应有一台，我曾和上海有关同志谈过，如果上海愿造，我也可以参加。这事，我自1954年参观苏联乌拉尔重机厂回来后，就经常在思索，我看我们可以做得成，费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做一台万吨级的水压机，做得不好也能用十年，这对于我们自锻大件很有帮助。
在信中，沈鸿积极响应了当时“赶英超美”的奋斗目标和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敢想、敢讲、敢做”、“工业没有什么了不得，迷信不对的”等观点，建议在上海自行建造万吨水压机，以改变我国大型锻件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当天，他就把信批给了总书记邓小平，随后该信作为会议的一份特殊文件印发全体代表。
不久，中央批准沈鸿到上海组织万吨水压机的研制工作。
万吨水压机如此之快立项，沈鸿功居首位。有人尊称他为“万吨水压机之父”。此誉并不为过。他毕生与中国的机械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休戚相关。事实上，沈鸿只读过4年小学，是完全靠自学成长起来的机械工程专家。1931年，沈鸿开办五金工厂生产弹子锁，与洋品牌竞争，萌生“工业救国”的志向。抗战爆发后，他携带10部机床辗转奔赴延安。抗战8年，凭着刻苦钻研的自学精神，沈鸿解决了多项产品的技术和生产难题，生产了一批小型成套设备，为支援抗战和边区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新中国建立后，沈鸿走上领导岗位，主要工作是调查研究全国工业状况和与苏联洽谈援建项目。他跑遍了国内主要工业部门的各个厂矿，还多次随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同志赴苏联考察谈判。
1954年，在访问苏联乌拉尔重机厂时，沈鸿第一次见到万吨水压机，当即对这个庞然大物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别的人都走了，他却留在那里整整看了一个锻造全过程。这次参观使他感到，新中国要建立强大的、独立的现代制造业体系，不能没有万吨水压机。从那时起，他产生了中国自行建造水压机的想法。
当时，中国确已有建造万吨水压机的需要。新中国自建立以来大力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大型锻件需求日增，而国内只有几台中小型水压机，重型锻件长期依赖进口。1953年，苏联曾建议中国发展大型锻压设备，但并未提供相关数据。当时，中国的设备条件和技术能力不足，也缺少制造重型机器的经验。“一五”期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引进了一些水压机。至50年代末，全国所有大型钢铁、机械和军工等企业仅拥有为数不多的30MN（公称压力）以下的中小型锻造水压机，能力最大的是第一重型机器厂从捷克引进的一台60MN自由锻造水压机。苏联援华“156项”工程的实施，使重型机械制造业快速发展，锻压设备的自制率提高到了35%。沈阳重型机器厂等依靠苏联的技术数据及对相关产品的测绘，仿造出一些中小型水压机，初步掌握水压机的制造技术。但是超过万吨的大型水压机依然短缺，大锻件仍需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
沈鸿最初的考虑是放在东北建造，因为那里毕竟拥有一定的重型加工设备，技术基础也较好。但是，他的建议到了一机部，却遭到了否定。以苏联专家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东北虽然有一个重型机器制造厂，但是只有6000吨水压机。万吨水压机的4根支柱要用200吨大钢锭来锻制，非用万吨水压机不行。想制造万吨水压机，首先要进口一台万吨水压机，建设万吨级重型机器厂，然后才能自行制造万吨水压机。苏联专家的意见一度成为“权威者说”，主导着一机部。
“要造万吨水压机，得先有万吨水压机”，沈鸿却不信这个邪。他曾笑问：“世界上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又是怎样造出来的呢？”到了1958年，沈鸿直接上书毛泽东，万吨水压机迅速得以立项。这不能不说有着 “大跃进”的因素。因为，正是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赶超英国的决策，中国由此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大跃进”时代。连沈鸿自己都说，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高潮，因此到处是一片鼓励声。”
那年秋天，沈鸿找到在计委主管重型机械工业的林宗棠，邀请其担任副总设计师，自己亲任总设计师，一行十几个人奔赴上海。
当时的上海以轻工业为主，除了几家造船厂，几乎没有什么重工业，更不具备制造万吨水压机必备的大锻件、大铸件、大机床、大厂房和大专家。但是，沈鸿看重的是，上海工业历史悠久，老工人多，土办法多，有困难总能想办法克服。
诚如沈鸿所想。百年工业史为上海积淀下来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能工巧匠，这已成为上海最为宝贵的财富。在从手工作坊向机器工业发展的缓慢进程中，一代代产业工人通过口耳相传，积累下了数不清的经验和技巧。特别是像江南造船厂这样的百年老厂，老工人在造船生产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地位很高。建造万吨水压机，这件在当时看来难以完成的任务，正是靠着江南工人的智慧和精神才完成的。
确定万吨水压机的建造工厂时，设计组的首选并不是江南，而是沪东造船厂。经过“一五”时期的改造，沪东厂具有良好的厂房设备。但当得知任务是建造万吨水压机时，工厂接待人员却很干脆地回答：做不了。设计组又问，能不能想想办法？答复仍很干脆：不行。之后，他们才到了江南造船厂。设计组看到，江南的厂房和设备条件不如沪东厂，但可取之处是历史悠久，有经验的技术工人多，穷点子、土办法多。接待者是厂总工程师邵丙钧，他思想比较解放，当场就表态：“水压机我们没做过，但可以试试看。”设计组人员不放心，又向他们描述了万吨水压机的建造难度。当时江南正在建造万吨轮，邵丙钧就说：“再大也没万吨轮大。”
江南的爽快给了设计组莫大的鼓舞。万吨水压机副总设计师林宗棠50年后仍感慨于当时的情景：“虽然沪东和江南都没有建造万吨水压机的条件，但比较下来，江南精神更可贵，有种不服输的精神！”就这样，在江南造船厂设计科造船股下面就多了一个万吨水压机小组，北京来的十几个人加上来自江南和机电局设计院的几个设计员，组成了万吨水压机的全部设计力量。而所有人中，只有总设计师沈鸿见过万吨水压机，其他人连小型的水压机都没见过。
万吨水压机之难，在于其庞大和精密。
水压机有4万多个零件，其中有13个大件，即3根大横梁、4根大立柱和6个工作缸。4根立柱每根重80吨，固定立柱的螺帽一个就五六吨重，3根横梁也都是数百吨的大家伙。其次是精密，12台高压水泵，16个高压容器和100多个高低压阀门联动控制，庞大部件在锻造、挤压、拉伸、打包等复杂的作业中必须不失精密性、密封性、准确性和灵活性。无论取其庞大还是精密，江南现有的条件似乎都不足以支持建造万吨水压机，何况二者缺一不可。
那个时代的人们坚信精神的力量。至今，林宗棠还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在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指导下克服重重难关的情景。“江南工人是最大的功臣。往往专家想不到的，工人凭借积累的经验，能提出合理可行的办法。‘三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设计人员）是很重要的。”
“三结合”从设计阶段就已开始。设计组很快着手收集国内外关于水压机的材料，同时奔赴各地考察所有拥有水压机的车间，参加现场作业，向操作工人请教。锻工们虽然没念过几年书，但对整天打交道的“洋机器”了如指掌，能提出不少批评和改进的建议，有的甚至已经自己动手改装了。考察回来后，设计人员把现场搜集的各种材料汇总起来，结合国内外的技术数据，反复比较分析最终绘出了万吨水压机的设计草图。他们用剪刀加浆糊，制作出了一个水压机的纸板模型。拿着模型，再找来江南的工人师傅一同琢磨改进设计。
纸板模型毕竟不能模拟操作，大家决定先造一台1200吨的试验样机，真正投入锻压生产。万吨水压机从立项到投产，一共花了4年时间，其中却有一半时间用在了这台试验样机上。但是，这台仅为原机十分之一的样机给了大家极大的启示。比如，立柱所使用的200吨的特大钢锭，国外一般都用整根锻件制造，使用万吨水压机锻压，因而有“造万吨水压机先要有万吨水压机”的说法。这一点大家倒是早有准备，设计人员想出一个方案，就是用若干铸钢件竹节式分段焊接代替大锻件。这一方案用不着大型锻压设备，但对焊接技术要求很高。
同样的问题也出在横梁上。设计人员最初采用的是焊接件组合式结构。就是先用钢板焊接成几大块，经济机械加工，再用大螺丝紧固组合起来。
但一到现场，工人师傅却提出，“既然要焊接，为什么不把横梁索性焊接成一块呢？先焊成豆腐干样的好多块，加工以后再用螺丝组合，不是多此一举吗？”
“这是造水压机，不是造轮船。水压机国外都是分快的，这是世界上的传统结构。”
“传统结构也是可以改变的嘛！从前造船也用铆钉铆，现在改成了整体焊接，也没见大轮船断成两截。”
设计人员与工人的这场对话引发了沈鸿的思考。由于样机的分块组合结构的横梁已经制成，大家决定再造一台120吨的水压机，横梁采用整体焊接结构专门来进行这项试验。经过压力试验，120吨的水压机却经受住了430吨的压力。于是，总设计师马上作出决定，万吨水压机采用整体焊接结构式横梁。
这种反传统的设计后来被视为大型水压机横梁设计上的一场革命，如此设计不仅减少了机械加工和装配的工作量，而且大大减轻了横梁的重量。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智慧和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循规蹈矩只会一事无成。
经过样机上的反复试验，设计方案基本确定。1959年，江南造船厂万吨水压机工作大队成立，水压机进入更为困难的制造阶段。
后来有一个有趣的总结，就是在制造阶段一共要闯过“金、木、水、火、电”五关。“金”是特大件金属切削，“木”是用楞木解决重件起重运输问题，“水”是水压机试验，“火”是热处理，“电”是大件的电渣焊。每一关都是靠着江南工人的土办法、穷办法、巧办法闯过去的，每一关都凝结着工人们的智慧和不服输的干劲。
首先说说“电”关。因为缺乏相应的锻压设备，水压机的大型铸锻件都要靠铸钢件和比砖头还要厚的钢板拼焊而成。况且，立柱和横梁的焊缝很厚，结构复杂，工作量大，传统的电弧焊接根本力不从心。青年技术员宋大有在杂志上看到一种叫“电渣焊”的方法，能焊接大厚度的焊缝，而且效率高、质量好。大家决定尝试一下，江南很快成立了电渣焊研究室，室主任由有着30多年焊接经验的“电焊大王”唐应斌担任。
唐应斌（1918－2006），上海人，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全国劳模。他凭借精湛的焊接技术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江南研制的我国第一艘潜艇、65型护卫舰等重点军民品中屡建奇功，攻克了很多焊接技术难关。他作为一位工人一步步成长为国内著名的焊接技术专家，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在宋大有等人的帮助下，唐应斌在1200吨水压机样机上反复试验，反复改进。当时江南造船厂到处堆着钢板，就像一个大实验室。在焊接万吨水压机的立柱时，唐应斌发现一个外表看质量很高的焊缝，在超声波的探测下显示有裂缝。于是，他就用气割割开，研究改进，最终焊成了4根80吨重的立柱，没有裂缝和气孔。总重达300吨的下横梁，是用100多块厚钢板拼接起来的，焊缝横竖交错，异常复杂。要求焊工在10米长、8米宽的平面上进行焊接和热处理，变形不超过20毫米。结果，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摸索，变形竟只有10毫米。电渣焊，这项在国外尚属前沿的技术被江南工人成功掌握，这引起了国外的注意。而且，我们的电渣焊缝长达3公里，是当时实际应用最长的。由于这项成就，唐应斌应邀到法国巴黎第18届国际焊接年会讲坛上作了学术报告。
焊接起来的大锻件也只是个毛坯，要把它加工成形，还要用机床加工切削，就是过“金”关。三座横梁各有10米长、8米宽的平面要加工，单靠江南的几台移动式铣床和几根简易镗排，有人估计仅下横梁一个平面就要60个工人干上三个月。而当时的进度要求是一个月。按照一般做法，工件是放到机床上加工，江南工人反其道而行之，干脆把机床搬到工件上，几台移动式土铣床在巨大的横梁上同时切削。这是外号“袁大刀”的工人工程师袁章根的发明，它还有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蚂蚁啃骨头”。骨头啃得动，还要啃得精。3座横梁上共有12个立柱孔，要求是在同一直线上误差不超过0.7毫米，超过偏差，整个万吨水压机就无法装配起来，对精度要求极高。袁章根他们用4根镗排同时加工，一刀一刀地转，一面镗一面测量调整。结果12个孔的中心距都非常精确，后续安装也就一次到位。
不光有“蚂蚁啃骨头”，还有“蚂蚁顶泰山”。要吊装300吨重的横梁,按常理应该有超过350吨的起重机,而江南只有一台8吨的履带式起重机和一些小型千斤顶。工人魏茂利就利用小小的千斤顶和几百根枕木，把下横梁顶到6米高。然后，在横梁两侧的中心部位各焊一根轴，用钢丝轻轻一拉，300吨的庞然大物就可凌空翻身，这叫做“银丝转昆仑”。还有结构车间的装配工袁斌海，他被称为“巧裁缝”，负责的是把焊接好的构建最终装配起来。
“蚂蚁啃骨头”、“银丝转昆仑”，这些似乎不够经济还多少显得有些笨拙的办法，在1960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如果没有江南工人创造出来的这些土办法，在当时物资奇缺、遭受封锁的情况下，建造万吨水压机就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59年，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奇缺，伙食只有用花菜叶制成的“光荣菜”和用玉米粉拌和的糙米饭，工人们大都是饿着肚子作业。尽管如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仍然很高。可到了1960年8月，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万吨水压机的建造面临下马的危险。当时，整个研制工作已经完成了70%，如果项目下马，水压机研制工作就将前功尽弃。后来，沈鸿等人直接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工程继续，才挽救了这台万吨水压机。
几乎在上海万吨水压机项目立项的同时，中央批准一机部在“一重”增装一台万吨级自由锻造水压机，由刘鼎负责组织。可以说，江南水压机的制造刺激了一机部建造万吨水压机。在万吨水压机制造期间，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先后莅临工地视察。刘少奇不无鼓励地对沈鸿说：“你们不要怕失败，失败了也算你们成功，因为你们把东北的那一台促进上去了！”
1961年12月13日，万吨水压机开始总体安装。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一机部部长段君毅等领导亲赴工地慰问建设者们。
1962年6月22日，万吨水压机宣告正式投产。经过两年的锻打作业，万吨水压机质量完全合格，它的投入使用迅速使中国的工业水平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1964年，林宗棠用“江南造船厂党委”的署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12000吨水压机是怎样造成的？》，字数正好是12000字。文章一出，轰动全国。毛泽东看到报纸后，专门派薄一波到上海传达了他的看法，称万吨水压机是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产物。后来，江南厂制造了两个万吨水压机模型，准备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后因没有机会，就送给了沈鸿和林宗棠。
尽管诞生于物资奇缺的1960年代，万吨水压机却是强壮的。当时，预计它的使用寿命是5到10年，没想到45年过去了，它仍在轰鸣作业，为上海重工业的发展提供着不竭的动力。更值得铭记的是，万吨水压机已经成为一段传奇，它被编入中学教材，被改编成电影，可以说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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