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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号原本是一艘德国船，“二战”结束后被作为赔偿物资转到了苏联。苏联人用领袖列宁的父名为其命名，将它当作大型远洋客轮使用。
到1958年，“伊里奇”号已经在海上航行了26年，年久失修，陈旧不堪，苏联船舶登记局也不再对其颁发船舶证书。1月18日，全苏船舶进出口公司和中国运输机械进出口公司达成协议委托中国承修“伊里奇”号。
新中国建立以来，为了争取外汇，偿还外债，承修了一大批苏联船舶，南方的江南和北方的大连造船厂都是修理苏联船的主力。自1951年修理捷克的“共和国”号开始，江南成功修复了几十艘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船舶。
“伊里奇”号修理任务交给了江南。12月8日，“伊里奇”号驶入黄浦江，停靠在江南厂的码头上。经过检查，全船船体结构一半以上需要换新，600多个房间和内部舱室需要拆掉重新装饰，主机和248台辅机需要大修。苏联方面提出要求，使之成为一艘符合《1948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现代远洋客轮，重新获得船级证书，能够航行于世界任何一个海区。修理周期为两年半，1961年6月30日交船。
这样的要求无异于重造一艘船，实际上，修复一艘旧船比新造一艘同型船更为困难。因为，改装设计要求完全由船东说了算，而且修船特别是改装船舶对技术要求极高。但是，在大跃进的特殊年代，头脑发热的江南人并没有多加考虑，大多数人认为“人家做到的我们能够做到，人家做不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而且，处在中苏友好时期，对“老大哥”应热情尊重，他们的要求应尽量满足。盲目接船和迁就的态度导致了后来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问题从设计就开始逐一显现。按照合同，苏方应在船进厂修理前150天将改装设计的全套图纸提交船厂。但是，直到“伊里奇”号进厂47天后苏方才给出其姐妹船的改装修理完工图，比规定日期整整晚了197天。设计人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3箱子的图纸整理一遍，发现图纸不全，更主要的是并不完全适用于“伊里奇”号。船东明显违反了合同要求，船厂理应要求他们提供成套适用的改装图纸，并根据供图日期重新确定交船日期。但考虑到中苏关系，船厂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在未签订委托设计协议的情况下还把应由船东承担的改装设计工作包了下来。必要程序的缺乏导致了后来的步步被动。每张设计图都要送给船东审查，他们可以任意变更设计，不满足要求就长时间压图。“伊里奇”号是木质货舱口盖板，原本要求是原样新做。可到1960年5月施工时，苏方提出要按照捷克“和平”号式样设计拼合式金属舱口盖。3个月后，江南厂设计人员画出图纸，苏方表示认可。可重新施工时，苏方又通知暂停，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的5月，又借口拼合式舱口盖笨重、起卸不便，要求改为折叠式。10月，江南提交的设计图又因船东方面意见又不一而搁浅。到了1962年2月，苏方又改为滚动式舱口盖。仅舱口盖一项，船东前前后后就折腾了3年多，设计人员苦不堪言。
另一个问题出现在技术方面。“伊里奇”号是一艘豪华客轮，涉及到许多江南从未接触过的新工艺和新技术，重大技术关键就有83项。船东提出金属不导电，木材不着火。就是说，船上的木材要进行化学处理，使其着火而不燃。装饰用的铝合金，要进行电化处理，使其能承受高压电而不导电。再如，大型汽缸箱和低合金钼钢活塞头的浇铸、油漆的防潮处理、裂纹漆的试制和使用、铝质救生艇的焊接等等，在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无一不是大难题。
生产中又陆续产生了许多技术性问题。如，发现主机油池有微裂缝多处，使主机不能安装。主机汽缸箱体积庞大，结构复杂，浇铸质量难以控制，浇12只竟有8只废返。铝质救生艇氩弧焊发生裂缝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要花时间和精力去一个一个解决的。为了掌握这些工艺、配方、操作方法，必须从头摸索，反复试验，这要消耗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
在承接“伊里奇”轮时，船厂贸然包下了全船的器材供应。然而，修理所需的器材多达1900多项，上万个品种。有的器材数量巨大，如多芯电缆需要23万米，各种钢管需要300多吨，油漆需要100多吨。我们国家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工业基础还很薄弱，有许多器材，因规格型号特殊，必须经过试制，往往一种器材就是一个研制项目，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许多器材要向全国20多个省市的几百家单位采购、订货、催交、运输，费时费力，困难不少。其中有些器材，国内不能生产，不得不从苏联等14个国家进口。那时外贸渠道不畅，寻找合适的厂商更不容易，而且国家外汇短缺，申请外汇，须层层上报，一级一级审查，也非易事。无论是国内采购，还是向国外订货，在时间、技术、经济几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制约。
设计出图缓慢，也增加了器材订货的难度。许多器材是追加订货，催要很急，厂家来不及生产。到1961年年底，陆续提出的器材供应有1931项，采购人员经多方努力解决和落实了1617项。在未落实的345项中，需向国外订货的162项，需报请中央部门帮助解决的71项，需报请上海市解决的112项。
从1959年初开始修理到1961年底的3年中，“伊里奇”号修理工程是在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中进行的，实际总进度只达到39.4%，预定交船期一拖再拖。
就在“伊里奇”号修理中期，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恶化，这不能不影响到“伊里奇”号的修理。本来简单的工作矛盾有意无意间都可能上升到政治层面。例如， 每周五召开的技术性会议常常演变成火药味十足的谈判。
争论焦点是交船日期。苏方一度对我方能否交船持怀疑态度，他们借“伊里奇”轮的修理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修船周期之长破了世界纪录。”“到中国修这艘船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甚至问中方：你们究竟修得好还是修不好?如果修不好，我们就拖到日本去修。一系列冷言恶语接二连三地袭来。
在这种情况下，修理一艘“伊里奇”轮的问题，竟成了中苏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焦点。
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上海分处处长杜金曾带有讥讽的口气说：“你们还要修理多长时间？一年还是五年？已经修了三年二个月了，如果要修五年的话，就不必修了，那时船就不适用了。”面对我方坚持强调的设计、技术和价格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解决交船日期。苏方则认为这些都属于你们中方的责任。
“伊里奇”轮的修理，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1963年夏天，中央有关部门和上海市委组成了一个3人小组，直接领导“伊里奇”轮的修理，帮助解决国外和国内难以解决的协作问题。举步艰难的“伊里奇”轮修理峰回路转。
经过磋商，中苏双方把正式交船期定在1964年年底。三机部把“伊里奇”轮交船列入1964年国家计划。修复“伊里奇”号演变成了一桩政治事件。
1963年7月1日，江南抽调76名职能人员和700多名工人组成“伊里奇”修理工作大队，后来厂长张心宜和党委副书记姚哲亲任“伊里奇”大队领导。大队成立以后，张心宜等领导进行大调查，归纳整理出3114项问题，其中设计方面问题471项，工艺技术问题103项，器材供应问题2540项，也摸清了工作量。在此基础上，大队制订了严密的战略战术，在1964年内，通过“四•一”动车，“九月试航”和“年底交船”三大战役，完成“伊里奇”轮的修理任务。
在江南造船厂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留着纸张发黄的有关伊里奇轮修理的总结、报告、谈话记录等，字里行间，依然可见当年江南人鏖战“伊里奇”号的盛况。
精心施工使施工质量明显提高，全船验收项目一次合格率达到99.5%。全船34个管路系统，试航时不漏不塞，根根管子畅通无阻。装在主机、发电机和空气瓶上的87只安全阀，每一只提交时都是一次验收，而德国进口的48只安全阀，提交时合格率一半也不到。
“伊里奇”号是一艘现代化客轮，对装潢要求高，公共场所和走廊等处用铝合金装饰，光泽美观，还要符合苏联有关条令规定，包括氧化膜厚度要达到5微米以上，在300伏高压下不导电。也是技术人员和工人共同努力，经过长期的实践，电化试验成功。铝合金呈金黄色，色泽均匀，氧化膜厚度达15～20微米，抗电压能力超过350伏，各项指标都超过苏联条令的标准。
“伊里奇”号修理中采用了多项新工艺、新技术，其中重大的有15项。如主机汽缸箱光学照光中定位、主机贯穿螺丝用油泵拉紧、电缆穿线框工艺等等，都在“伊里奇”修理工程中率先应用，对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劳动强度起到很大作用。这些新工艺在全厂推广应用，工效提高好几倍。
在修理“伊里奇”轮过程中，技术革新大量涌现。油漆工人邱允法在做房间壁板蜡克时，改进操作，把5道工序减到2道，仅3万平方米的蜡克，就可节省6万个工作日，质量有保证，又可省工省料。在“伊里奇”轮的修理中，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有记载的就达到546项。
1964年，“伊里奇”轮修理取得全面突破，三大节点，节节胜利。“四•一”动车首战告捷。两台主机先后启动，在码头上运转。主机本身性能良好，配套的辅机和管路系统也过得硬。主机全负荷运转时，没有发生以往常见的“热、漏、敲、咬”等现象。几层楼高的主机，上下活塞、连杆运转时没有摇摆现象。14道中间轴承，高速运转时温度正常。
“伊里奇”号机长非常满意，连用三个“好”评价：主机质量好，环境清洁好，操作秩序好。
又经过5个月紧张准备，具备了试航的条件。
1964年9月24日，“伊里奇”号鸣响汽笛，驶出黄浦江，驶出长江口，乘风破浪，航行在茫茫东海上。海上航行七昼夜，主机、发电机、锚机、舵机、雷达、罗经等23个重大项目全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旧船的机械设备修理后运转状况这样好，是我国修船史上罕见的好成绩。苏方验收委员会主任、苏联远东轮船公司总工程师巴贝宁感慨地说：“这么一艘大船，在一周之内试航成功，我还没有碰到过。我们国内有一艘新造的大船，曾经试航了六个月。”
9月31日，试航人员胜利归来，为国庆15周年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2月29日，脱胎换骨的“伊里奇”号举行交船仪式。这艘重获船级证书的远洋客船又可在世界任何海区航行了。江南造船厂也写下了我国修船史上辉煌的一页。
“大跃进”时期，江南人在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经济体系的全力保障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把自身的各种潜能发挥到了极至。但是，由于那个时代没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展经济，江南人虽然精神可嘉，但也犯了一些急躁冒进、急功近利的错误。例如，江南厂也跟风“大炼钢铁”、大搞“机械化运动”，白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厂内还一度“大破规章制度”，197种管理制度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被视为“不合理”，使全厂管理陷入混乱状态，生产无凭证，领料无限额，劳动无定额，质量无检查，成本无核算。为完成任务不计成本、管理粗放等“后遗症”，在江南此后一个时期的发展中仍有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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