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执行“六四”协议接近尾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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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9年，“六四”协议中各型舰艇都已基本建成，补充协议规定转让的后续舰艇也于1960年代初全部建成。通过建造六种型号的舰艇，中国骨干船厂掌握了先进的焊接技术、机械自动靠模气割技术、船体分段和总段装配工艺，技术水准明显提高。
执行“六四”协议接近尾声时，人民海军和国家有关部门开始酝酿在建造6种型号舰艇的基础上，过渡到购买新型舰艇配套设备和技术数据，由国内工业部门进行仿制和改进，重点掌握导弹舰艇新技术，为自行研制新型舰艇创造条件。经过商谈，中苏两国于1959年2月4日签订了《关于在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议》，是为“二四”协定。协议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5型舰艇、2种导弹以及有关51项设备的技术图纸数据及9种型号的主机和部分装备器材，同时将上述导弹潜艇、鱼雷潜艇和2型导弹艇的建造特许权转让给中国，并派专家来华指导。
“二四”协定实际上是第二次“转让制造”，但与第一次的“六四”协定不同的是，它除了以引进导弹技术为主的新型舰艇以外，主要任务是仿制苏联舰艇，组织材料设备及武器装备国产化，并通过消化引进技术，向自行研制过渡。
但是，正当船舶工业部门为执行“二四”协议着手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之时，中苏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中苏两国在军事合作领域产生的重大分歧引起的。
1957年12月，苏联研制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此后，苏联海军与外出远航的核潜艇如何保持联络，成为一个新的技术性难题。有人提出， 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台，但是这一方案不仅耗资巨大，而且通讯的可靠性难以保证，很快被否定。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建议，在位于南中国海的海南岛建立一个长波发射电台，得到赫鲁晓夫的赞许。
赫鲁晓夫多年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我们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就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我们同在太平洋活动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通讯联络。我们在领导班子内部讨论了这件事，决定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议。我们认为这个想法对我们自己和对中国都是同样有利的。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着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的。此外，我们已经答应了毛的要求，愿意帮助他建造潜艇。我记得我们已经把设计图纸交给了中国人，还派出了专家帮助他们选择建造潜艇的地点。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在他们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的时候，我们满以为中国人是会给予合作的。”
1958年1月6日，苏联国防部普拉东诺夫海军上将致函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提出了由中苏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的问题，同时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又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从1958年至1962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射台，投资1.1亿卢布，其中苏联出资7000万卢布，中国出资4000万卢布。长波电台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
在长波电台的出资及所有权问题上，中苏两国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4月24日批示有关部门答复苏联方面：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所有权归中国。毛泽东后来又特别强调：“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中国自行建设电台的原则不可撼动。中苏双方虽经多次会谈，始终未能达成协议。
同一时期，苏联还提出了“联合舰队”问题。中国曾希望苏联帮助建造核潜艇和导弹潜艇，但苏方表示，中国不必建造这些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提供给中国。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向中国海军提供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紧急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晚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了尤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领导人参加了会谈。尤金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向毛泽东汇报苏共主席团会议的情况，其中谈到了帮助中国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问题。尤金说，苏联的自然条件无法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赫鲁晓夫希望中国考虑同苏联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
尤金告诉毛泽东：建造现代化核潜艇对苏联来说也是新事物，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今后的发展情景仍在研究之中。此事要花很多钱，在技术方面要做很大努力，要花费物力，尤其是大量电力。所以，莫斯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苏中两国也许适于联合建立现代化海军舰队。
毛泽东一下子看透了莫斯科方面的用意。他对尤金说，中国只是请苏联帮助建设海军，没有考虑过同苏联一起搞“合作社”。他抓住联合舰队问题，不断追问尤金：是不是只搞共同舰队，苏联才干，否则就不提供帮助？你们强迫中国搞合作社，是不是这样？毛泽东强调，首先要搞清楚，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如果苏联不愿意提供帮助，中国就不搞核潜艇。
当晚，毛泽东气得一晚上没有睡觉。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讨论后作出决定，撒销向苏联提出的帮助中国建造核潜艇的请求。当天下午，毛泽东再次约尤金谈话，期间措词激烈地讲到：“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毛泽东对尤金明确地表示，我们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中国所有海岸线交给苏联，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打起仗来，中国可以把一切港口和机场提供给苏联使用。但在和平时期，我们不能同意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尤金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报告莫斯科后，赫鲁晓夫感到极度不安，7月31日即飞抵北京与毛泽东会晤。他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父亲决定亲自去见毛泽东，他认为中国人没有完全弄明白，只要当面谈谈，一切障碍即可迎刃而解。”事实上，赫鲁晓夫在同毛泽东的会谈中明显感到，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应。他尽管百般辩解，但是别无选择，只好让尤金当替罪羊，命他次年初离任返回苏联。
赫鲁晓夫承认，莫斯科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他的醒悟，表明他对中国近代以来饱受外敌欺辱的历史还是有点了解的。在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人遭受帝国主义列强这座大山的压迫最重，时间最久，维护民族尊严的这根神经自然也最敏感。
1860年代，英国曾抓住清政府“借师助剿”的迫切需要，居心叵测地帮助中国组建了一个所谓的“阿思本舰队”，从“海军司令”到舰队士兵都是英国人，企图以此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图谋。但是，曾国藩、李鸿章等大臣头脑还算清醒，力谏朝廷以70万两白银的代价遣散了阿思本舰队，挫败了英国人的阴谋。连100年前的晚清官吏都懂得兵权应“操自中国，不至授人以柄”的道理，以推翻“三座大山”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岂有不知之理？
毛泽东这一代伟人成长的年代，正是甲午之战后中华民族陷入帝国主义列强“豆剖瓜分”狂潮的最黑暗年代。在分享瓜分中国盛宴的诸列强中，中国的近邻沙皇俄国始终是急先锋，不仅从中国版图上割走了大片国土，还以种种不平等条约为由长期侵占中国东北，疯狂掠夺中国资源。直到赫鲁晓夫执政时代，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基地才回到祖国怀抱。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他们对于旧中国遭受的深重苦难有切肤之痛。他们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意志之坚定，是以前任何中国当政者所无法企及的，是任何外国政要所难以想象的。即使在中苏两党两国友好交往过程中，毛泽东也一直强调平等问题，对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深恶痛绝。赫鲁晓夫提出的搞海军“合作社”的无理要求，正是斯大林的大国主义的回潮，到头来自然是“连半个指头也不行”。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各种技术数据。1960年7月，苏联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撕毁343个协议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和物资。“二四”协定未及展开，即告搁浅。自此，江南开始了自力更生建造舰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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