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学年发表论文的要求 大学三年级或大四的本科生，根据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在该学年末完成一篇研究论文发表（鼓励撰写调查报告、实证分析或编写案例）。学生要根据自己选定的课题，充分搜集有关信息资料，进行认真分析论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然后据此撰写学年论文，并为撰写毕业论文发表打基础。每篇学年论文不得少于3000个汉字。
江南制造局是中国产业工人的诞生地。毛泽东说过：“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伴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一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一些。”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商在上海等沿海城市开办机器厂、造船厂，那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随着江南制造局的诞生及生产规模扩大，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产业工人大军在那里成长起来。
美国人科尔开办的旗记铁厂里的工人，丁日昌、韩殿甲在1862年所办的两个洋炮局的工人，是江南制造局最早的工人来源。他们大多是来自广东、福建和浙江省宁波的破产手工业者，还有一些是被外商工厂裁减的失业工人。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写道：“局中规模宏大，器具精良、工匠皆闽、浙、宁波人，以西人之精通机器者督之。”
江南制造局迁至高昌庙后，原想就近扩大招工，但附近居民对制造局有抵触情绪。他们对机器非常恐惧，害怕“被机器轧死”。当时在本地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话：“进局的人要被丢进大烟囱里去”，吓得好多人不敢进厂做工，制造局只得到附近的孤儿院招收一批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还有一个来源是清军中被裁的兵勇。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湘军、淮军大量兵勇被裁，他们中许多人在家乡既无土地，又无亲人，便通过关系进入制造局。制造局迁到高昌庙，大肆圈地，使一批农民失去依靠，不得不进厂做工。后来，附近居民看到做工并无危险，对制造局的仇恨也逐渐淡化，愿意进局做工了。它多少反映了旧中国农民向近代产业工人转变的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
19世纪 70年代后，制造局的工人来源主要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的长驱直入以及封建势力加紧盘剥，中国农业和手工业加速破产，一些农民为生计所迫流入城市谋生，为逐渐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形成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从工人来源看，他们都是从各地招雇而来的工资劳动者，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对雇主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在制造局初期，工人基本固定，按月领取工资。后期出现了点工制、包工制和学徒制。点工制是雇佣按日取酬的熟练工人，这种雇工方式驱使工人加班加点赶工修造舰船，强迫工人跟着机器的运转、炉火的燃烧而紧张地操作；包工制则是一种通过带有某种封建势力的包工老板直接雇佣并组织、指挥工人生产劳动的一种雇佣劳动形式；学徒工受到超经济的剥削，他们被一纸契约剥夺了人身自由，和成年人一样劳动，工资仅及成年人的1/4。制造局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还招进了一些匠目，他们是大多是早期外商所办的船厂、机器厂的熟练工人。制造局在管理上，虽然还存在封建性，但是，工人对企业已经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领取薪水的雇佣劳动者。
江南制造局后期以及之后的江南造船所时期，封建行会组织开始在工人中发展起来。大包工老板一般是行会的头目，他们按自己承包的工种的需要，利用同乡关系招募工人，如铸铁工、翻砂工、油漆工、锻工等，并按工种成立了行会，几乎是一个工种形成一个地方帮口，同时又是一个行会，如宁波帮、广东帮、无锡帮、浦东帮、苏北帮等。不同籍贯的工人受到本籍包工老板不同程度的控制。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工种，封建垄断色彩更浓厚。例如，技术较高的工种对苏北籍人排斥很厉害，他们很难有学习技术的机会。又如锅炉工中的学徒，只能用无锡人，而且还限于技术工人的亲生儿子，且只能进一名。这种子承父业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解放后，一家祖孙三代甚至四代人都在江南厂的现象较为普遍。
虹局初创时，大约有二三百名工人；搬迁到高昌庙时，增加到600人。以后，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工人人数不断增加。据1869年6月外国人办的《教会新报》的记载，江南制造局“共有中国做工者一千三百名”。英国领事1872年的商务报告中说，“江南制造局雇用了不少外国技师，约有一千三百名中国工人”，两者的数字一致，应该是可信的。1876年葛元煦的《沪游杂记》和189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都说到江南制造局有工匠两千多人。1890年以后，由于炼钢厂和无烟火药厂建立，增加到3000多人。据统计，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包括采矿工人）约有7.6万人至8.6万人，其中上海约占一半，为3.6万人，而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占当时上海产业工人总数的8.3%，占全国总数的3.9%以上，为当时中国近代工业工人人数最多的企业。
江南制造局时期，中国近代工业刚刚创办，生产方式和工艺技术落后，加之船厂大多是露天作业，烈日晒，寒风吹，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又由于机器设备处于使用初期，没有防护装置，劳动保护措施差，工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经常发生工伤事故，工人被卷进引擎皮带、被机器碾伤手足、轧去手指的恶性事故时有发生。
工人的居住条件也非常差。局中在沿黄浦江的滩地上盖了5排房屋，共约有100余间单身宿舍，供1300工人住宿。这些房屋十分简陋，既矮小，又阴暗潮湿，10余人挤一间，非常拥挤。学徒工住宿条件更差，几十个人拥在一间二三十平米的阁楼里，到了夏天，闷热难耐，蚊子臭虫猖獗。
后来工人增多，家眷也从各地来到上海，宿舍容纳不下，厂方允许工人在附近自由居住，工人们便在沿江滩地搭起草棚（叫“地窝棚”）合群而居，或者合租一间阁楼，还有少数工人住在小船上、报废的汽车里，于是在临江码头一带，逐渐形成一个棚户区。19世纪90年代，那里已有2000多户工人聚集。
在棚户区的形成过程中，小小的高昌庙镇，逐渐变成一个大镇。如恩格斯分析19世纪中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所说：工人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在高昌庙也如此，那里出现了两条狭窄的街，一条叫高昌庙街（老街），一条叫广东街（因广东人集居得名），街上出现了一家又一家的小店铺：米店、肉铺、油坊、酱园、药铺、南货行、竹器店、陶瓷店、布店、裁缝店、鞋店、剃头店、老虎灶和香烛店等等。高昌庙热闹起来，但同时，茶楼、酒店、浴室、典当铺及私卖鸦片的“燕子窝”、卖淫的“娼寮”等也同出现，这些楼馆场所的老板多为流氓帮会的头目。黑暗势力群集高昌庙，从事着损害工人身心健康，败坏工人道德的勾当。每到工厂发薪日，就有一批贩卖毒品和摆设赌局的流氓聚集在局门外，引诱工人去从事犯罪勾当。
尽管工人的劳动条件差，生活艰苦，且有黑社会势力的干扰，但他们在学技术时十分专心，技术进步非常快。1879年《北华捷报》在评论制造局制造洋炮时说：“全部制造过程都有系中国工人动手，技艺不亚于任何欧洲工厂的工人。”1893年该报再次评论说：“外国监工看到那些中国工人工作之迅速和灵巧，十分敬佩惊叹”，又说“他们显然具有控制和使用机器工具的天赋能力……从各方面讲，除体力弱些以外，中国工人比得上世界任何国家的工人”。在从手工操作向到机器操作的过渡中，江南工人中的能工巧匠代代相传，在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江南制造局时期，工人就开始为争取自身权益进行斗争。1872年1月，总办冯焌光殴打并关押了一名司事和工人，引起600名工人罢工，罢工坚持了三天，迫使当局释放了司事和工人。当时上海有影响的《捷报》刊登了有关消息。这是制造局有史以来有记载的第一次罢工斗争，恐怕也是中国产业工人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罢工斗争。1883年，总办潘露决定延长工时，引起2000多工人的抗议，他们要求总办出来同他们对话，解释延长工时的原因。潘露调来荷枪实弹的军警驱散工人，同时慑于工人的威力，不得不取消延长工时的决定。1890年，新任总办刘麟祥决定将工时延长至9小时，新规章实行那天，工人举行罢工，锅炉燃烧，机器开动，汽笛鸣叫，就是没有人工作。这场斗争以劳资双方各自做出妥协而结束。1904年7月7日，水雷厂幼童龚某因午饭进厂略迟，被某委员打了两记耳光，触犯了几十名工人的众怒，他们群起罢工，迫使当局把这个人调到火药厂去。
这一时期，江南的工人还处于诞生之初的幼稚阶段，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因缺乏组织而处于自流状态，斗争特点表现为自发式的、不经常的、且与同封建行会及地方帮派势力有直接的联系，而同政治运动联系不紧。此后近百年，在漫长的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江南制造局的产业工人懂得了团结的力量，从自发斗争发展到自觉斗争，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在这漫长的斗争过程中，在每一次历史重要转折关头，江南工人始终走在中国产业工人阶级的前列，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形成了中国产业工人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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