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学年发表论文的要求 大学三年级或大四的本科生，根据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在该学年末完成一篇教育论文发表（鼓励撰写调查报告、实证分析或编写案例）。学生要根据自己选定的课题，充分搜集有关信息资料，进行认真分析论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然后据此撰写学年论文，并为撰写毕业论文发表打基础。每篇学年论文不得少于3000个汉字。
由苏松太道兼任，是四品的地方官员。总办之下还有会办、襄办和提调，他们下面还有委员、司事，也都是拿来朝廷俸禄的官吏，形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官僚体系。
在制造局39年的历史上，担任过督办的大多是晚清的显赫官员。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李鸿章、曾国藩、马新贻、张树声、刘坤一、沈葆桢、左宗棠、裕禄、荣禄、廷雍、袁世凯、张之洞、魏光焘、李光锐、端方、周馥等。李鸿章既是主要创办者，也是任期最长的一位。
制造局的官员也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的。他们饱读四书五经，善于写八股文章，却没有学过近代科技知识；他们深谙为官之道，却不懂生产和经营。这就使该局在生产技术管理上，严重依赖洋匠。迁到高昌庙之初，原旗记铁厂的科尔总管生产，其余外籍人员，也是各厂的主管。1869年6月上海出版的《新教会报》关于“上海高昌庙制造局略”的记载中说：“总管局中之事，乃美国人弗尔士，即中国人称科尔者……各执事首领外国人十三位，共有做工工人1300名，其指点学习各件，均系外国人教导。”1903年总办赵滨彦曾说：“工作惟洋匠恃。舍洋匠无所措手，……凡与商厂交易论价定货，亦惟洋匠之命是听，厂员不过从旁观听而已。”
尽管如此，江南制造局毕竟是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雏型，经过长期实践和摸索，在生产管理方面开始仿效资本主义的一套规章制度，初步建立了成本核算等制度，对各主要工种的定额和各种主要产品的成本，做出初步的计算和规定。《江南制造局记》的考工各卷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如在各主要工种定额方面，制枪工程的“各机床工程表”，便把车床工程分成机槽、线牌、板机及机管四类，每类按机床顺序规定每工应完成的工作量，做了具体规定。在各主要产品的成本方面，也有较详细的计算。例如，制造局所造轮船，在历届报销清单中，也有估算的工料价格。
虽然初步建立了成本核算等制度，但是作为官办军事企业，制造局在经营管理上仍保持着封建军事工业的一些特点：一、制造局的主要产品，是朝廷直接调拨作军事消费，而不供应市场，是产品而不是商品。二、制造局的资金来源，无论是开办经费还是后来追加的扩建费用，还有作为周转资金的经常性费用，基本上是清政府从税收中拨付，既不依靠私人投资，也不依靠生产营业收入。三、制造局的经费开支，是实报实销，大部分产品是不定价，也不计价的。
应该提及，制造局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造、不修商船“规矩”。例如，洋务派在七十年代办招商局，轮船修造业务，委托英商船厂而不委托制造局；在沈葆桢任两江总督期间（1875-1880），曾与各国领事约定，制造局不准修造商船，而各洋厂也不准修造兵轮。只有南北洋以外的其它省份和地方，如湖广总督、两广总督所辖地区，委托制造局代造的部分军火和代修建的少数船只，才能估计工料价格，酌收成本费用，多少带有商品形式，但“因同系公家之事，仅就实用工料核计，向不多开”。从《江南制造局记》中可以看到，1880年以后列有一项“各处解存修造轮船军火价”，自1884年起又增加“各省解还奉调军火价”，款数一般达一万两，证明沪局修造轮船及调拨军火是在某种程度上计算成本和价格的，已具有若干企业化倾向。二是在中法、中日战争的年代，沪局的岁入较常年大增，说明给各省的军火也有一部分是计价的。
江南制造局最受诟病的是冗员多，浪费大，贪污腐败成风。局内每年出入经费高达数十万银两，制造局的官位被看作是大有油水可捞的“肥缺”。总办刘麒祥就是有贪污罪行的高级官员。1904年6月3日的《中外日报》揭露过他的劣迹，说他掌握了议价之权后，造成两大弊端，“一则局中需用最多之物料，率由总办先以廉价购入，而别令他人出面，以重价售诸局中；一则凡售于局中者，必先由其仆隶或司员引进，乃得与总办会晤，皆先议私费，而后及正价。”贪渎行为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成本提高。腐败的晚清政府办企业，这种情况肯定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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