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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图存
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县起义，1854年攻占南京，建立起“天朝”，与清廷分庭抗礼。农民起义的风暴横扫大半个中国，清王朝摇摇欲坠。
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其罪恶目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基础上，夺取更多的贸易特权，特别是鸦片贸易，以便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加速中国半殖民化。英法联军于1860年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内忧外患使清王朝面临空前的危机，其严重程度大大超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1861年，咸丰皇帝奕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留下恭亲王奕督办和局。当年8月22日，咸丰在承德病逝。留京督办和局的恭亲王奕和慈禧联手，共同策划了“辛酋政变”。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慈禧、奕一方宣告胜利，清廷的权力中心发生转移，咸丰皇帝长子、6岁的载淳（1856—1875)登基，朝廷出现了慈禧帘垂政、奕辅政的局面。
奕（1833-1898）是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同父异母弟，文才武略均为诸王子之冠，惜与皇位失之交臂。他思想比较开明，对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兴趣，读《海国图志》时爱不释手，反复摩挲，“胥能成诵”。他同英法签署了《北京条约》，每忆及签订城下之盟这段历史，都用“创巨痛深”这个词来表达心中酸楚。正是在督办和局的过程中，他萌发了借西法以自强的思想。《北京条约》签署后，奕对侵略者意欲何为，会不会有反复，心里没有把握。后来他发现，在增索赔款、续定条约之后，这些侵略者此时并不想夺取土地和人口。他以为，如果“待之以礼，示之以信”，是有可能“驯服”这些夷人的。大臣中也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
奕把这种新认识集中起来，于1861年1月与文祥、桂良等大臣一起，呈交《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奏折。奏折对农民起义、西方列强给清政府的危害程度作了分析比较：“发（太平军）捻（捻军）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进而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战略目标，这为清政府实行中外合作政策、“借师助剿”政策提供了依据。
奏折明确提出“自强”口号。奏折称，“治国之道，在乎自强”，在中外关系中，“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中国自强了，中外就可以彼此相安，并能够“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反之，我国一无所恃，各国侵略者就“难保无轻我之心”。“自强”这个词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总理衙门倡导向西方学习以使中国强大起来，又深恐遭到朝廷顽固派反对，便引经据典，以表明“自强”的思想古已有之。
在奏折还提出了6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奏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洋务。1861年1月20日奏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为总理衙门、总署）随即成立，负责一切与外国相关的外交、通商、海防、军务、财政、矿务、交通等事务。恭亲王奕任总理，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任总理大臣。
（一）师夷长技：从思想到实践自强之路实行自强新政从哪里做起？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暴露的清军武备驰废的教训，总理衙门大力鼓吹练兵，指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自强以练为要”。奕等人又认为，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总理衙门提出了购买和制造西式枪炮及兵轮船的设想。两江总督曾国藩明确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奕即奏请雇募洋人在上海制造船炮。本着这个认识，总理衙门主张在全国各地设立机器制造局等军事工业。江南制造局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创建的，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之先声，也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因此我们说，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的“长子”。
总理衙门举起的“自强”旗帜，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洋务运动是清王朝内部比较开明的一派开展的一场自救运动。它之所以成为潮流，是同1840年以来众多启蒙思想家坚持不懈地传播“师夷长技”和“自强”新思想分不开的。其中，冯桂芬是不能不提的一位。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李鸿章的幕僚。他被认为是上接林则徐、魏源，下启康有为、梁启超的晚清思想家。1861年，冯桂芬的政论文集《校邠庐抗议》出版，在思想界引起轰动，被认为是“百年不刊之论”。他对中国所面临的大变局作了清晰的论述，主张采纳西学，学习西方。他分析了中国不如洋人的六个方面：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他以坦荡物的心胸，勇于反省本国文化，主张吸收别国文化，以充满自信的健康的文化教育心态，承认中国落后，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冯桂芬的“变局观”体现了他对时局的洞察力，对中国在19世纪世界格局中所处位置的清醒认识。“变局观”成为洋务运动的思想武器。
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约40年间，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的突出内容。在洋务运动的整个进程中，总理衙门起到了中枢的作用，有效地处理内政外交事务。正如左宗棠所说的，“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
洋务运动也是满汉大臣合作的结果。满族方面，有恭亲王奕及大学士桂良、文祥等，并在起始阶段部分地得到慈禧的支持；汉族方面，主要有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中立了功并扩展了力量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实力派，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一大批幕僚、地方官绅。那些坚定地反对洋务运动的人，则聚集在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大臣周围，坚持过时的“用夏变夷”的教条，拒绝学习西方，坚持理义之学，被称为顽固派。这是晚清统治集团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政治上出现的分野，也是晚清朝廷斗争的基本脉络。
由于总理衙门和洋务派地方督抚的配合与合作，“师夷长技”终于从思想变成实践，在制造业、教育、贸易等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延续40年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近代军工厂、机器厂、铁路、矿山等得以开办，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我是谁？我从哪里走来？”每一个生命个体在寻找自己的特质时都会发出这样的追问。江南造船厂如何回答这个关于生命特质的追问呢？简要回顾鸦片战争后中国学西方、求自强的历程之后，江南造船厂这样回答道：我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企业，我从风雨如磐的岁月走来，我在苦难中成长，我的经历正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展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