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职称论文发表题目能准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
常见毛病是：过于笼统，题不扣文。如："金属疲劳强度的研究"过于笼统，若改为针对研究的具体对象来命题。效果会好得多，例如"含镍名牌的合金材料疲劳强度的研究"，这样的题名就要贴切得多。再如："35Ni-15Cr型铁基高温合金中铝和钛含量对高温长期性能和组织稳定性能的影响的研究"这样的论文题目，既长又不准确，题名中的35Ni-15Cr是何含义，令人费解，是百分含量？是重量比？体积比？金属牌号？或是其它什么，请教不得而知，这就叫题目含混不清，解决的办法就是要站在读者的角度，清晰地点示出论文研究的内容。假如上面的题目中，指的是百分含量，可放在内文中说明，不必写在标题中，标题中只需反映含Ni和Cr这一事实即可。可参考的修改方案为："Ni、Cr合金中Al和Ti含量对高温性能和组织稳定性的影响"。
关键问题在于题目要紧扣论文内容，或发表论文内容民论文发表网题目要互相匹配、紧扣，即题要扣文，文也要扣题。这是撰写论文的基本准则。
师夷长技：从思想到实践自强之路2“师夷制夷”思想的形成
其实，英国的舰船从1833年开始就来到中国南方海域巡游，清朝统治者并不知道英国造船业面貌日新月异，发生了重大变化。当英国从海上敲开清王朝的大门时，清朝统治者完全昧于世界局势的演变，不知天朝之外已有强国崛起。道光皇帝甚至不知道英国的地理位置，他问道：“该夷与我国回疆可有陆路可通？”
《南京条约》签署后，朝廷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昏庸无能，反而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前方将士贪生怕死、作战不力，完全忽视自己在装备上的绝对劣势。在禁烟问题上摇摆不定的道光皇帝，为了安抚英国人，不等战争结束，就将禁烟派林则徐撤职查办。战后，有人描述京城的气氛：“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显然，一次战败不足以震醒朝廷。
前方将士中的一些人亲身体验到坚船利炮之威力，敌我装备之悬殊，认识到应该承认落后，摈弃虚骄，并准备向敌人学习，其代表人物是林则徐。可是，他们要求“师夷”的声音根本无法上达天廷，朝廷对他们闭上眼睛，贬斥了事。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福建福州人。1839年， 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从湖广总督任上调到广东禁烟。广州是当时清朝惟一的对外开放口岸。林则徐在广东海岸，看到英国的飞剪船（高速帆船）和蒸汽机轮船飞驶，远胜中国的老式帆船，触动很大。他曾计划在广东沿海试造轮船。在前方与英军接触过程中，林则徐认识要战胜敌人，不仅要有精神层面的“胆壮、心齐”，还要有器物层面和技能层面的“器良、技熟”，继而提出“造船铸炮……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摆脱了对“外夷”的传统偏见，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在广州待了两年，除了禁烟打仗，还组织翻译班子，将欧洲人原著的《四洲志》译成中文出版（全书8万多字），试图改变“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的状况。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成为“戴罪的功臣”。1841年8月，即将被流放到新疆伊犁的林则徐在镇江京口码头会见魏源，他把介绍西学的重任托付给这位好友。魏源（1794-1857），字良图，号默深，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他不负重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著了50卷本《海国图志》，于1844年刊行。1847年该书又扩充成为100卷本共 80 余万言，刊有地图 75 幅，西洋船炮器艺图式 57 页，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自编的一部最为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书，也是19世纪中期中国以至东亚出版的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百科全书，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魏源亲自撰写的、居于全书之首的《筹海篇》为全书之纲，文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是魏源对中国所进行的反侵略的鸦片战争所作的战略反思，充满爱国主义激情与时代精神，在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了中国几代人，梁启超称“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1844年，日本学者盐谷世弘在《翻刊〈海国图志〉序》中说：此书“名为地理工科，实武备大典”。
魏源在《筹海篇》中还力倡制造轮船，建立新式海军，并发展航运业，他具体提出应该学习的“夷之长技”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就是说，中国应该有行驶如飞的战舰，有打得远、杀伤力大的大炮，有严谨的练习兵方法。他强调，通过学习夷技，将会使“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洋之民”，这就把“师夷长技”引向一个更为宽阔的天地，与“风气”的开化，“智慧”的增长联系在一起。
《海国图志》面世后，又有一批留心洋事、介绍西方国家情况的著述出现，如1844年梁廷枏（nan）的《海国四说》，1848年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和稍后夏燮的《中西纪事》等。据统计，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出了二十多部有关世界人文地理的著作。这些书籍主要集中介绍世界各国人文地理以及造船制炮的军事技术，为长期闭目塞听的国人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如同缕缕启蒙之光投射进了封闭昏暗的老大帝国，让少数先知先觉者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也认识到西方国家具有双重特性——是侵略的西方，也是技术先进的西方。
但是，清王朝依然固步自封。以《海国图志》这样一部有用的奇书为例，出版后没有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注意。而这部书1844年在日本刻刊后，有识之士竞相阅读，对日本开启民智、推动明治维新运动起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盐谷世弘说：“从前汉人以华自居，视外番不啻犬豕。其于地理政治，懵然如瞽之摸器。”另一位日本学者岩谷宕阴有感于此书在中国受冷落，在日本却被争相阅读的情况，在一篇文章中发出感叹：“呜呼，忠志之士，忧国著书，未被其君所用，而反被琛于它邦，我不独为默深悲矣，而并为清帝悲矣。”
盐谷世弘所说的“视外番不啻犬豕”，情况确实如此。清朝统治者的观念丝毫没有变，依然停留在“天朝上国”的迷思中，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没有与时俱进，依然停留在中古时代。根据这种过时的观念，中国是天朝大国、世界中心，是一个应该接受“四海宾服、八方来朝”的“中央帝国”，而其它国家都是番邦属国，只配向清廷进贡。朝廷的主流思潮是反对“用夷变夏”，如果以“夷”为师，就是背叛祖宗，大逆不道。魏源“师夷制夷”的口号提出后，如石投海，十多年中无人响应。
1840年到1860年，帝国面貌依旧。1875年，左宗棠为重刊《海国图志》作序时，发出了“二十年事局如故”的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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